也许是女人肩负着较男人更多的双重痛苦,所以,一旦觉醒便不遏止。自1985年到1989年间诗坛上出事了一大批歇斯底里自虐式的诗歌作品。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些诗歌给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诗歌发展正常的秩序挑占性地提出了一个頗让“文化”为难的问题。
去年8月,在去大西北的旅途中,我在成才绵阳、广元、西安等地见到了靳晓静、潇潇、阿明、赵琼、凌鸿、何俊等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女诗人们,当我们彼此不再是通过信函、照片认识对方,而是真实地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女子诗报》艰难地跋涉过了三个年头,同时也为我们各自頗为糟糕的景遇而尴尬万分。
现实就是这样:女人如果成了既定模式的对抗物,那么就将注定终身不幸。尽管,她们在中国新诗潮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使传统的女性诗歌美学原则土崩瓦解,但是,一种高层次的苦难和孤独也同时在瓦解和吞蚀着她们的意志和肉体。即使有《女子诗报》这个覆盖了中国诗坛每一个角落的女性诗歌群体,作为《女报》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现实和远大精神支柱,也不能让她们赢弱的日益强壮起来。
(注:此处删去50字)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由于精神恍惚,不慎跌成脑震荡的靳晓静,在成都送我上车时,还阿Q式地频频告诫我:“要好好地活!”
诗歌的女人
去年10月,在四川西昌邛海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晓音、靳晓静、钟音、枫子、苏林、等《女子诗报》的女人聚在一起,在那个天空中有着一颗硕大月亮的夜晚,靳晓静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进行着她已研究了8年的心理研究实体实验。晓音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绘她“晓音帝国”里那远离城市的“两亩地”,而钟音却又在神侃她“一米八、披肩发、又写诗又画画的”择偶标准。
总之,那个夜晚,大家唱歌、跳舞、喝酒、抽烟或是沉默,可是,整整一个夜晚,竟然没有谁提及到自己正在写着的,且已这之付出巨大代价神圣无比的诗歌。
自那个夜晚之后,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至今不能自拔。
在理想的诗歌帝国里,我们极端蔑视那些表里对抗的文化人,尤其是依附和仰仗男人鼻息活着的女人。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往往要屈从于我们的对立面,我们无法与自身的内心和谐。在矛盾与困惑交织的网中。我们悲壮地奋争着。
由此,我们日益迷惘也日益反动。
原载《女子诗报》第三期(1990、3)
女性意识·女性诗歌·《女子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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