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协奏与交响
节选自《寻找艺术的真谛》(见《诗刊》2006年)http://www.eywedu.com/shikan/shka2006/shka20061802-1.html
作者:蓝 野
在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评选新闻发布与座谈会上,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做了精彩发言。关于这次评选和女性诗歌创作,他说,这个评奖活动的开始,就得到了社会各界非常广泛的关注。评选“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对中国诗坛来说是一件非常富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新诗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国诗歌悠久、伟大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优秀的诗人中间不乏很多杰出的女诗人。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女性诗人写出了很多光辉的诗篇。这些光辉的诗篇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经典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以来,女性诗人的作品无论是在创造的深度、内容的广泛上,包括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上,她们和男性诗人同样比肩,共同为我们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想完全是基于这么一点来评选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评选可以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波兰杰出的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曾经说,我写诗知道我是人,但我从来没有知道我是女人。并不是说她不知道她的性别属性是一个女人,这说明什么?写作应该是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她是人,诗歌写作是作为人的写作,我们写的是具有人类意识的东西。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她们的生命方式,就是人类生命意义上的延续,生儿育女;另外一个,她们同时还有很多社会的角色,而这种社会角色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伟大的,她们跟男性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完整的现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这次评选、这个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二十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新诗的发展,还是西方诗歌,还是整个的世界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光辉的女性,伟大的女诗人。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著名的和平使者,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贡献。波兰,俄罗斯有很多女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
《诗刊》主编、诗人叶延滨在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座谈会上,对评选活动做了说明,同时谈了自己对当下女性诗歌创作的看法。他说,这次评选使社会各界更加注意到女诗人的创作,是一次集中的亮相、聚焦、凸现、关注。女性诗歌创作,或者说获奖的十位青年女诗人的创作情况非常不同。她们各自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追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女诗人就非常强调作为女性的诗歌,强调她的性别特征,而有许多女诗人不喜欢而且不愿意这样,自觉地认为自己的诗歌更多地就是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创作的,不希望别人强化性别特征和差异。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讨的,我觉得尊重这种女性诗歌的多个方向或者说多样性非常有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一次在珠海的一个诗歌研讨会上,有两位女诗人对“要身体写作还是不要身体写作”、“女性的写作还是人的写作”两个话题进行争论,当时有位先生意图用他丰富的学识为她们两个的争论找到互相可以理解的地方。我插了一句话,说两个女诗人谈论问题的时候希望男批评家闭上嘴。因为无论她们有多少分歧,总有一条会使她们在分歧的基础上对男性批评家们不屑一顾。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但它实际上提出了非常认真的一个题目,就是女性诗歌、女诗人的创作有极大的区别,也有极大的相近相类之处。每一个女诗人的追求不可能有一把尺子衡量,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涌现出如此多的女诗人,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走向平等,开始从一个只有一种性别色彩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它展示了今天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的女性积极参与人类共同的文明活动中所具有的潜能和才华。
诗歌评论家吴思敬在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诗歌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从黑夜走向白昼——新世纪的中国女性诗歌”的主题发言。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女性诗歌的复苏期。首先是舒婷,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八十年代中期是女性诗歌的崛起期,这个时期以海男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掀起了猛烈的风暴。九十年代以来,直到新世纪初把它看成是女性诗歌的转型期,这阶段像蓝蓝,荣荣、路也、娜夜、鲁西西、杜涯,安琪、林雪等逐渐成熟,这些女诗人的作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创作心胸,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我们只有把新世纪女性诗歌放到百年新诗发展的大背景当中去,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近年来女性诗歌出现的一些变化。八十年代中期,以翟永明、唐亚平、海男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在诗歌中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女性诗歌的体系,特别是以身体语言为重要特征,以黑夜为标志的女性主义色彩充满了女性的自我崇拜和自恋情结,她们的作品或冷艳或圣洁,有一种可远观不可近亵的贞节感,在对女性成长的细腻描述中层示出一种真纯的女儿性……从黑夜走向白昼不仅是女性主义诗人的必然需求,同时也是女性诗歌的自然发展趋势。走向白昼的女性诗歌我认为依然是女人味十足的,只不过不再过分张扬黑夜历史,淡化了性别对抗色彩,而是表现当下社会女人的生存状态中的感情、愿望、生命体验,比起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少了亢奋的宣言和强烈的抗争色彩,新世纪的女性诗歌整体色调比较明亮,在对女性世界的复杂性不断探索的同时渗透了一种深厚的人义关怀……
蓝蓝曾经写过一首叫《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的诗,比起小女子的青春烂漫这是一种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荣荣也曾在《诗刊》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大意是诗歌更多地潜在我的内心,我写我的发现、感觉、心动,我的诗大是随感类的,很多是随手写下,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诗不那么急功近利,不无病呻吟,不虚情假意,没有虚构的篇章,没有长篇巨制,我并不感觉特别遗憾。荣荣以女性最熟悉的厨房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一篇《鱼头豆腐汤》,生活中最平常的鱼、豆腐汤成了柴米夫妻现实生活的写照,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眼光,她能在最浓缩的生活中,在一般人认为最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这也印证了荣荣的诗观,特别喜欢那种由心而生的自然的诗,技巧总要退而居其次。荣荣这些年来,一步一步地沉静下来,她的诗在一步一步进步。
比荣荣、蓝蓝更年轻的路也也在批评那些凌空蹈虚的诗作。路也认为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害怕那种大而无当的诗,连谈场恋爱都那么虚幻,仿佛爱的对象是万里高空的云,写诗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离天王星和火星越来越近吗?路也曾经说过,我从来都认为诗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诗要让自己痛快淋漓,否则我不快乐,不愿意写。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她和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诗人以象征为主要表达策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由关注身体的欲望写作,到关注精神的灵性写作,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另一重要变化。诗人因为经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是这些具体的经验永远不能满足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她们渴望超越。
灵性书写就是诗人超越精神的一条途径。对女性诗人来说,诗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是由身体通向精神的桥梁。蓝蓝从小生活在农村,她的不少诗作是以农村的寻常景象为题材的。她的诗作《歇晌》,让人很自然地想到了王维的《鸟鸣涧》,蓝蓝实际上也深悟动与静的对比,以知了的鸣叫、驴子的动作、鸡雏极细小的响动来反映世界的寂静。全诗通透、明亮,一种对人生的彻悟油然而生。
鲁西西也是一位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中得出并不平凡的人生体悟的诗人。一、二、三是幼儿园的孩子就认识的最简单的数字,鲁西西却从中发现了诗。叫作《创世纪》这么大的一个题目,鲁西西写来却是举重若轻,在她看来,“一、二、三”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却通向无穷,通向永恒,诗人用三个简单数字架构全诗,这是老子《道德经》上说的,一生二,二生二,三生万物,这个正是中国诗人笔下的创世纪。《礼物》一诗,表面上写的是清晨所见所感,却不同于一般的即景之作,人与自然是那样和谐,充满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感恩的信念。我觉得鲁西西这点上在女诗人中是比较难得的。
娜夜是一个远离女性主义风暴中心的诗人,作为一个孤独的、敏感的女人,她顺从内心感觉的召唤,她的先天的素质以及对诗的真诚使她能通过对自身的体悟达到与自然的某种契合。《起风了》是一首奇妙的诗,她认为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只要投入地去爱,并且细心地体味这爱就行了,不必问为什么,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自然的意象跟诗人的内心体悟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评选活动中获得最高得票的女诗人蓝蓝,在座谈会上很灭恳地说,女性诗歌在创作上相对于男性诗人,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比方说视野不够开阔,在艺术的自觉上,很多人可能不如男性诗人。男性诗人会非常认真地像一个手艺人一样精雕细琢地对待自己的写作,他们的文学野心往往会让我们目瞪口呆。可能女性写作是女性生活的一种补充,至少我自己没有把诗歌作为一个要命的事业,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诗歌,我肯定做不到,我要家、要孩子、要洗衣服做饭,这些对我来讲可能比写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男性诗人的自觉,和对自己写作难度的要求是很多女性诗人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女性诗人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价值,她们有她们的表达方式,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真的有着不同,大家可能有一个大的诗歌标准,在具体感受事物、表达情感这方面,是不一样的,存在着不可比性。我对男性诗也感到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就那么热衷于宏大叙事?也可能是生理上的差别。男诗人和女诗人,创作到了某一种程度的话会有相通的地方。
青年女诗人鲁西西结合自己的成长与创作谈了自己对女性诗歌的看法: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不只是女诗人,我们所面临的难题非常多,不仅来自个人的难题,我们要面对现实危机的处理和自己精神危机的处理,还包括性别的处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处理,面对这个国家、城市,面对自己出生的乡村,面对我们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宗教情怀等等,我觉得我面前有一座一座的高山。但是我不是一个心急的诗人,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要诗歌不给我带来难处。我的生命如果没有处理好,使我变成一个反常的人,我很有可能连诗歌也写得带有某种使我不满意的东西。1996年开始,我才觉得我的写作跟我的美学观念相一致,这个时候才满意地把我的作品拿出来发表。1999年我觉得自己又开始没有办法处理个人和生活的关系,这次精神危机的时候也停笔了。停笔以后开始找寻,阅读分析很多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看他们怎么处理自己和生命的关系,他们怎么会那么平和、那么宁静,包括语调、节奏-由此,我觉得诗歌应该超越许多生活中生命中的琐碎和烦躁,它是一些非常内在的东西,一种本质的东西,一种需要传承的东西。经过调整,我感觉自己很早就进入中年写作了。一种更平和的写作。
青年女诗人安琪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和对诗歌较为狂热的爱,也平和沉静了许多,她谈了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关系后说,我的创作目前为止还是跟我的生活结合得很紧,近阶段没有有意识地去想写作要往什么方向发展,顺乎自然。诗歌跟心灵的关系最为亲密,我的一切历练,是看不见的一只诗歌之手在推着。我想把诗歌这只手丢开,躲得远远的:这样生活走得比较顺当,比较愉快一点。
女诗人荣荣在发言中谈到了她的困惑和发现:二十几岁时总是很自然地在纯情写作,那时,总觉得感情是生活中的重头戏,所以,总会在这件事上绕圈子。随着年纪的增大和阅历的增多,我全盘否定了年轻时的幼稚和单纯:爱情虽然可爱,但充其量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块,而生活却有着更宏大的内容。其中,生存的无奈和命运的弱小,越来越让我感慨和困惑。还有众多的人生苦难。这些苦难当然会有我的一份。对于一个写作者,苦难意味着作品中的宽容、豁达还有顿悟。所以,近几年,我把这些困惑、感受等等,统统原样搬进了我的诗中。我说出了我的感慨,却无法说出明晰的答案。
本次评选年龄最小的“十佳”当选者李小洛是这几年进步最明显的诗人,她谈了自己还“在路上”的创作感受。晋江会议期间,女诗人路也刚从美国赶回来就直赴会场,生动地谈了一路的感受和她所感觉到中西文化差异。女诗人海男、杜涯、娜夜、林雪等也从性别、地域、现实生活和社会角色等各方面谈了自己在写作方面的种种思考和境遇。
晋江座谈会期间,老诗人蔡其矫、福建诗人汤养宗等,涛评家陈仲义、张清华等也在会上做了关于诗歌的文化传承、女诗人的创作现状观察等等方面的精彩发言。
《诗刊》下半月编辑:蓝野。(河北文安,2008年10月18日,安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