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存一个《诗生活》上江涛读了我在首师大研讨会上的关于女性主义发言之后的贴子及我的回帖。以后我的方向会往女性主义这条路继续走，客观地说，我也是经由此会才确认自己骨子里就是女性主义者，思路还是乱。感谢江涛，她和黄礼孩联手主编了若干期《诗歌与人》“女性诗歌”选本，大大丰富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库存。——安]     讀了。安琪的發言有點亂。我認為要定義中國的女性詩歌，就是 江涛 发表于：2009.04.30 16:15   要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女詩人如何在她們的寫作實踐中，不斷確立起女性詩歌的語言主體，找出線索。 當然，這是個非常細致的條分縷析的理論工作。就平時的寫作而言，我覺得還是任由心性的自由自我張揚好，沒有必要明確指出自己的寫作是“女性/女權”——除非作者自己非常清楚地確認自己的主題、內容、語言等都已按“主義”落實。 因為，是不是“女性/女權主義”詩歌不重要。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的主體身份如何在藝術中體現，才是最重要的。我認為。 說說看法，安琪別介意。     问好江涛，我恰恰经由此次座谈会梳理出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以前都是  改帖   安琪 发表于：2009.05.01 16:19

潜意识中的。这一发现解决了困绕我许多的问题，包括生活和处理日常事务，更包括诗歌文本。一切似乎豁然开朗，对我而言。经此认定，个人的困惑会少些，一想到既然自己是女性主义者，那么，你经历的种种（幸与不幸）就都可以理解的了。 诗歌写作的语言问题属于标，内在意识才是本。同一个题材，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在使用语言上是不同的。 诚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的，女性主义者是男人和女人基本都不喜欢的，她才是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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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安琪诗歌暨女性诗歌座谈会 

特邀嘉宾：安琪

主持人：王芬

资料准备：罗小凤  赵薇

记录整理：张岩  罗小凤

参加者：安琪，刘不伟，王妍丁，拾柴，凌洁，冯小涓，戴默，王芬，罗小凤，谢文娟，赵薇，张宁，陈利辉，郭艳灵，张岩，程振翼。

时间：2009年4月24日14：30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区文学院学术报告厅

[罗小凤介绍到会嘉宾]

[主持人王芬开场]

王芬：非常感谢安琪，感谢各位朋友来到我们学生自发组织的读诗会，跟我们做一次心灵的交流。这次读诗会我们以读安琪为代表的女诗人的诗作来谈谈女性诗歌的相关问题。

下面我先谈一下搞这个读诗会的一些个人想法。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女性诗歌”概念本身似乎是值得推敲的。就像翟永明曾经在文章中指出的，“女性”一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或者是有性别定位的。到底什么是女性？按照现在流行的“酷儿理论”，这种性别角色实际上分生理角色、心理角色、社会角色等，性别区分的方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的男女两分法发生了错乱，作为讨论女性诗歌的前提，什么叫“女性”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如果一个男性写出了带有女性意识的诗歌，可否纳入女性诗歌？就像苏童、白先勇他们的小说，对女性描写得那么细致、深刻，他们的作品可否纳入女性文学？同样在诗歌范畴，也许应该对“女性”一词重新探讨一下。“女性诗歌”的这个前提有待于重新厘清，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什么是“女性诗歌”。

第二个就是，女性诗歌与男性诗歌并不是对称的概念——既然有女性诗歌，那是否有男性诗歌？如果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男性诗歌”的概念，我们不得不警醒的是，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完全平等、对称的。这个时候也应关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关系，即女性如何与以男权文化为主体的世界进行对话。鲁迅曾经说过，女性是要怀孕的，不可能平等。这就像是判了一个死刑。我自己也觉得，无论人类文明怎样延续，男性与女性是无法平等的。另外，周瓒还有一个观点，她说“女性诗歌”是一个批评性的概念，我对于这一点好象不太能赞同。这个意思大概是说，“女性诗歌”这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产生，是引进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所以得出了女性诗歌这样一个名词。如果这么来界定“女性诗歌”的内涵的话，是否会遮蔽女诗人诗歌写作自身的丰富性？如果我们只用“女性诗歌”或“女性主义”来解读女诗人写的诗歌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第三个就是，翟永明曾经谈到性别和超性别的问题，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提法。翟永明曾写文章说过，女诗人一方面要以女性的视角呈现出自身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不应局限在伍尔芙所说的自己的“小房间”。但是，如果这个“房间”真的可以忽隐忽现，性别在我们需要时就存在，我们不需要时就不存在，那么这个实体或者说这个本体也是不存在的，是缺失的；在“女性诗歌”本身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的情况下，这种“超性别”的提法本身是不是很暧昧？

作为中间代的代表诗人之一，安琪的作品带有先锋性的性质，面对这些诗歌的众多争论，可能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读些作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一些诗歌的基本问题，与安琪本人交流一下。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现当代诗歌的学生，也有必要倾听来自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自身的声音。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读诗会的特邀嘉宾安琪来谈一下她对于女性诗歌的理解和她自己的创作体验与感受。

[安琪主讲]

安琪：首先感谢首师大在座各位硕士、博士，这是诗歌界和批评界的新生力量。我观察了一下，你们中间以女性居多。“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总是要走到在座各位女性诗歌工作者，女性诗歌需要你们来推动。我希望你们都能坚守在诗歌领域而不中途退场后另作他用，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批评，都很需要新生力量的加入，要相信有“诗歌”这个场域的存在就像相信商界、政界一样，它们都是并列的，但因为诗歌的精神化性质而使之显出虚拟的假象，事实上，诗歌同样是一个可触可感的世界。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取向。一个政治家他说他很有抱负，想在更高的位置上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就敬佩他；一个商人说他的目标是成为百万亿万富翁，我们也向他表示祝福，但一个诗人，说他想成为伟大的诗人想在诗歌领域拥有更大的做事的能力我们就骂他追名逐利，这是很不公正的。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都有成为批评领域最优秀人才的定位。

回到“女性诗歌”我首先承认有“女性诗歌”的存在，为了不致混淆概念，最好加上主义也就是“女性主义诗歌”甚至“女权诗歌”都可以。有时我觉得很悲哀，时代到了21世纪，女性的位置却没有相应地向前推进，女性写作和理论的繁衍也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步，而是仍处于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状态。承认、揭示、反抗，仍然是女性写作的三个主基调。一言以庇之，21世纪的今天，“追求个性解放，打破束缚女性的种种传统戒律”，依然还是有思想的女性的内心驱动力，虽然悲凉但仍不应妥协。

现在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她们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却依然没有减弱，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应该不断得到重申，哪怕重申毫无意义，也要重申。我并不反对刚才主持人王芬所说的，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才叫女性诗歌，应该注意“女性”中的“女”与“性”。“女”是性别身份的标志，“性”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作用，它强调的是能力与作用。女性的很多角色，如温柔，做家务啊，等等，这都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非女性先天具有的，满足于男性要求于女性的写作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女人写作是不属于女性写作的，那种安于家庭妇女的幸福状，撒娇装痴状，炫耀夫疼子乖状，在我看来都是小女人写作而非女性写作。男性作者所写的文字如果是站在女性关怀立场，是从女性意识出发，同情女性，为女性说话，为女性发出吁请，那也可以划入女性写作的范畴。譬如曹雪芹，他就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

“女”，作为与“男”对立的客观存在，他们相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离则应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世界。而事实却是，大部分女性无法独立成一个世界，主要原因我以为有两个：生理的和社会的。生理原因属于先天宿命。我曾在回答韩国《诗评》杂志高主编关于男女平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能的提问中回答，男女平等无论在哪个主义的国家都是一句空话，男女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男女平等的障碍。不用说女人每个月的例假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单是做爱之后男性了无牵挂女性却得担心怀孕而产生的沮丧惊恐，又怎能使她们享受到如男性一样的放松的快乐。而当女性怀孕生产，抚养子女，这些完全真实的生活程序，使女性的精力、情感不得不受限于家庭琐事时，男性已经在通往事业的道路上义无返顾前行多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也已义无返顾拉开多年。这个观点我在不久前读到的沈睿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中也读到了，文中，沈睿回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主要是与王家新的结合及破裂过程，大体上就是从生理和社会要求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而产生的困惑及不得不面对的分手选择。

我读沈文的时候多次落泪，真是感同身受。一个女性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成长，要有所作为，最终总是得像沈睿一样婚姻解体。我自己也有过一次婚姻解体，我一直在思索，到底谁错了，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答案：是性别错了。在北京我看到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凡男性北上的，老婆都跟着北上，女性北上的都家庭解体。我只呈现这个事实，背后原因就是女性诗歌所要解决的或至少是所要表达的。

社会的不平等体现在社会对女性所设置的障碍，譬如说找工作，同样求职，女性的压力就比男性大，同样到40岁，女性就被视为不可用，而男性却正当其时。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女平等只是理论上、文字上的。

我们作为女性应该有性别自觉，要在不利因素和环境中保持这种自觉。不要告诉我女人很伟大因为她可以当母亲，这些都是常识，我也知道也承认女人很伟大，男女保持着这个世界的平衡，等等。那些道理一百个人有八十个人懂，现在我们要看到并指出八十个人不懂的男女不平等，女人不伟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女性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者，从古至今，女性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社会和男性，还有来自女性自身，比如婆媳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克服女性自身的狭隘，确实需要女性的自我提醒。

女性主义者的可悲就在于，男性、女性都讨厌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都是很孤独的。有时连女性主义者也不见得会理解和接受另一个女性主义者。

前面所说的沈睿的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表达的就是女性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不得不面临的灾变，这似乎告诉我们，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必由之路就是要付出无法计量的努力和辛酸，究其原因就是“性别错误”。

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虽然中国提倡中庸，但我个人认为保持思想的尖锐锋芒平庸是不行的，你无法既在生活上平庸又要在思想和写作上先锋。这是很难协调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和生活。我一直提醒自己，先锋，再先锋。今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时我写了12个信条，算是对自己的再次催促，它们是：A）信仰诗，诗有神。B）我经常在写作中感受到如有神助，神即诗神。C）诗歌高于一切！对于诗歌应当有信仰，有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看不见的，“诗歌界”与商界、政界是平等的，想要在诗歌上有所作为是正常的，是为他人造福。可是现在却存在着普遍的对精神领域的不尊重，在现实层面有追求却得到认可。D）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经过文字记录这一生才有证据，对文字的重视和尊重。E）当生活种种都能游刃有余进入诗时，生活种种皆为幸福。种种！F）保持一颗先锋的心。G）平庸之人无法写出先锋之作。我认为在生活上中庸、妥协是没有办法在写作上先锋的。F）先锋，永远必须！它是创新、勇往直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激烈，它使“我到来、我看见、我说出”成为可能，它拒绝千人一面，它血管里流淌的永远是个性的血。I）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众不同，生活是无法模仿的。J）你们活得大致相同那是因为，你们都在模仿生活，抄袭生活。K）我有极端的性格，正是这性格保证了我的诗写，只要这性格一直跟随着我，我就能一直写到死。L）要做诗事就要做好，不然就不做，做好做坏花的精力其实差不多。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我也经过短暂的小女人写作譬如《红苹果》、《养雾》、《草莓颜色的公园》、《情感线条》等，它们的特点是：唯美，装纯。所幸，这个时段很短，我就进入颇具女性自我意识的《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干蚂蚁》、《节律》、《未完成》，“词”这首就不用说了，在“爱人”和“词”之间最后“词”出现时爱人藏在阴暗里，很多批评家说这首诗是我命运的预言。用词和爱人不断追问，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爱人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在爱人与词的不断追问中，用一个女人和诗人的视角去不断追问明天。作为诗人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女人的身份，爱人藏入阴暗、藏入词之中。我觉得这是潜意识里面的，当时一个晚上我写出了四首之后，无意识地敲出了这一首，内心就是这么写的，属于下意识的写作。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正是我所指望的，爱人被词语掩藏起来了，诗人的身份已经藏住了女人的身份。另外三首1994年创作的长诗主题分别是死亡、爱情、命运，也是很有抱负的。大家可以查一下王光明老师的评语，那是非常准确的。这是超越了女人身份写的。后来我接触庞德后，就受到了他的影响，悟到任何东西都可以入诗，我写出了一系列长诗，如《轮回碑》、《九寨沟》、《任性》、《纸空气》等等。像写《九寨沟》，我并不是简单地赞美自然风光，而是写出了我在九寨沟的见闻感受，同时我在写这首诗时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也把它纳入这首诗中，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九寨沟》，单纯描摹风景只能是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九寨沟》。

1999年，我写了一个诗观表达了我当时宏大的写作野心：“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当然我的前提是，必须被诗神命中。我一直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诗歌高于一切，相信有一个诗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只有诗神命中你，你才能完成这些大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达到，也许已经达成，也许还没有，这是以后的事情。

中国女性诗歌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大的值得骄傲的成绩，体现在：1、在历次诗歌大运动大格局的形成中，女性均处于被动参与地位，且介入人数极少。2、女性诗人的“短命”现象，此处指的是诗歌生命。3、女性诗歌理论的贫乏使得女性写作一直处于感性阶段而难以上升到智性写作的高度。随着高学历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诗人的不断涌现，21世纪的女性诗歌也许会有一个大突破。

最后，我认为女性批评与女性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我要为女性身份的改变做出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应该做的，我会尽力而为。只要每个女性都做出努力，女性的生态环境就能得到一点点的改变，每个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可观了，要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

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

赵薇：刚才听安琪谈到性别立场的问题，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有着比较自觉的性别意识和比较明晰的性别立场，可以说你是一个一直都将女性意识自觉贯穿在写作之中的实践者。但同时，你的诗歌中也存在曾经很强烈、现在也一直体现着的（我可能从王芬那里感觉到的更强烈一些）一种性别对抗意识。

安琪（笑）：我也是很有对抗意识的，前面说的，承认、揭示、反抗，仍然是女性写作的三个主基调。苦大仇深，一提到女性主义我就觉得苦大仇深。

赵薇：是这样的。我读书读到大二时，就觉得自己是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作为一种“主义”，我很长一段时间沉溺其中，无法超脱出来。后来读研以后，看了更多的书，也许是冷静一些了吧，就好像走出来一些了。就像安琪说的诗歌应该是对生活和语言的关系的处理，从身在其中到有所走超脱，我还是存在一些困惑。就安琪的作品来讲，安琪自己认为中性写作就是使女性性别消失，让文本成为中性，甚至成为男性写作的一个样式。

安琪：对，中性写作。很多人都把我的长诗写作认为是中性写作，因为我是女性，他们不可能说我的写作是男性写作。只好妥协，说是中性，就是指看不出男女这个意思。

赵薇：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疑问。你的长诗写作被定位为“中性写作”，但是你对关于这类写作的批评，包括霍俊明、张清华、陈仲义、赵思运等批评家对于你的肯定与赞许，你好象不是很赞同，似乎还是保持着一种警惕和疏离，这可能体现了诗歌写作者与批评家之间的矛盾。我想问的是，你怎样看他们对你的长诗写作的看法？

安琪：你提到的这些批评家都是非常有理论视野和前瞻判断的批评家，他们能敏锐地读出我的长诗写作中的异质并归纳为“中性写作”自有他们的道理，我尊重他们！我自己也很看重那些长诗，它不仅是对小女人写作的一种超越，也是另一种尝试，尝试为女性诗歌写作寻找到区别于此前的写作模式。我写到这些长诗时是经过抒情阶段、语言训练阶段的，它有一个过程，更主要的是有一种自觉，要把自己从众多女性写作者中辨认出来的自觉。我不能成为混杂在一堆女性作者队伍里面目不清的人。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赵薇：在《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里，像陈仲义先生解读的，在这里你忽视了性别的色彩，体现出一种单纯对词与物的关系的思索，在你的自我解读中似乎更强调女人和爱人的对应，更强调这样一种性别的位置。我还想问你，你怎样看待批评界对自己创作的态度？

安琪：像我这样强调自己女性主义写作身份的人肯定是不讨巧的，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甚至一直跟踪着我，他们要看看我的诗中是否又有新鲜的元素出现因为我一直是在求新求变的；不喜欢的人也会很不喜欢甚至厌恶，因为女性主义者总是控制不住地对抗和攻击。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一个女人，如果拥有社会要求于她的女人身份所应具有的品质如温柔、甜美等，她一定是男女都喜欢的，我也喜欢这样温柔甜美的女人啊。但既然我骨子里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不想去伪装了。原来我以为我的写作依凭的是状态，现在看来，更多依凭女性主义的理念，它是我孜孜以求的推动力和爆发力，我在梳理这次关于女性主义写作发言稿时猛然发觉这一点。有三分之一批评家看到我的创作并能关注，我就很满意了。没有更高的要求。

当然，我还是希望女性主义诗歌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接受面越大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诗歌观被更大范围地推崇，女性主义的价值观也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包括女性主义批评也应当尽量争取最大范围地被接受。没有被接受只能证明自己的失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不被接受，那只是我的失败。

罗小凤：我想补充一点，“超性别”的概念是陈染首先提出的。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首先明确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语词，得到徐坤、方方等女性作家积极响应，她们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重视男女的差异性，在显现女性性别特性的同时表达人的共同情感，关注“类”的普遍问题，寻找女性文学的可能出路。她们觉得这样的视角有助于自己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返归文学的生命本质。

关于“超性别”的观点我曾经有过一些关注与思考。埃莱娜•西苏曾说过一句话：“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男人胸膛中的心灵与女人胸膛中的心灵以同样的方式感受世界”，她强调女人与男人的共性与平等性从生命本质上看女人与男人是同等同质的。在诗歌创作中，男性诗人一般不强调要如何注意突出男性角色，而是着眼于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人类。所以女性诗人要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对话权利，就必须既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又要像男人一样，超越性别角色，不仅着眼于性别，而是把视角对准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并要由女性情感生活的倾吐上升到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与领悟，由女性生命体验的强化上升到女性生命体验的超越，只有这样，诗歌写作的女性解放才会付诸现实，因为女性诗歌与男性诗歌一样，既是女性的，更是全人类的。这种超性别写作并不是不要性别，而是要超脱出性别的局限，立足于女诗人作为“人”的角色定位，有的批评家把这种“超性别写作”又称为“中性写作”，即忽略性别角色，而只关注作品质量。所以安琪的“中性”写作得到许多批评家的青睐，正在于她的诗歌对于性别角色的超越，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脱出了女性这个狭小的身份局限，比其他女诗人走得更远，更广阔了。

王芬：我想问的是，在《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中，对于女人和诗人身份的关系的处理上，诗人身份最后超越了女人的身份。中性写作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性别问题？

安琪：对我而言说，中性就是一个女性写出了男性的诗歌，也就是把名字和性别遮掉以后，可以放到男人诗歌的范畴中去。这其实对女性主义者也是无奈之举，你一边反男性，一边又去写男性诗歌，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想用中性写作告诉大家，我也同样可以写出你们的作品。在这个社会的每个领域，一等女性约等于二等男性，二等女性约等于三等男性，三等女性则等于不入流的男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拾柴：中性写作，应该是看不出性别，而不是属于男性范畴。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一定要放到哪个队伍中去，写出什么样的诗歌都是正常的。

凌洁：面对文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从其中体会哲理性的东西，而不会刻意追究作者的性别。在英文中男性一词是male，女性一词是female，在英文里这意味着一种对男性的包容，是伟大的，像圣母一样，应该是包容了男性的。我去年在《人民文学》看到一篇文章，波伏娃认为女性这东西不可没有，也不可多有。没有它的话，就没有女性主义存在，太多了的话就陷入了一个极端。我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所以非常崇拜西蒙。

安琪：你说的是理论上的。男女平等在理论上能成立，但现实中却基本没有，男女不可能平等。

凌洁：我们要求的是平等、悟性，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不会去强调我是女性，这种女性意识是不自觉的。这不是绝对的东西。

安琪：那天我看到中国诗歌博客博主写到这么一个观点，大意是，这世界最理想的是女性具有男性气质，男性具有女性气质，但现在，男性具有女性气质的不多，而优秀女性则大都有男性气质。很多优秀女性的文本都具有男性气质。

凌洁：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达到一种共通的高度，不用标榜我是女性，我在某些方面高于别人，并不一定是因为我是女性。

拾柴：按照安琪的观点，女性意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觉的，另一种是不自觉的。但是不要太刻意了，反而局限写作。

安琪：在女性意识成为共识之前，应当有人摇旗呐喊。需要有人来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

凌洁：前面安琪说的生育影响男女发展的问题，虽然是一种不平等，但这也是我们的伟大之处，非常了不起，生命有了一个分支，将生命延续下去。而且我觉得，到了四十岁，我们变得越来越丰润、强大。

安琪：你所说的是一种常规思维，女性的伟大，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到四十岁觉得丰润强大，也许与你的稳定安逸状态有关。现实是，如果你四十岁在北漂，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面对生活和生存的压力、以及社会的不平等时的巨大痛苦和矛盾。

冯小涓：我们的讨论到现在可以归纳一下，一个话题是女性的教育和社会处境问题；另一个是女性的生理问题，这注定了女性的不同；还有一个是女性的解放问题，这是属于女权那一块的，因为不平等，所以女性才去争取平等，如选举权、抚育问题。我觉得讲“女性主义写作”，还不如讲“女性情怀写作”，关注女性独特的一面，关注女性为社会贡献出什么与男性不同的东西，关注女性的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与男性有什么不一样。比如美国的一个总统夫人，曾写信给丈夫说：如果我是总统，我不会去指挥打仗的。我们生了儿子不是让他们去打仗的，女性的这种价值在男性世界能不能推广？女性情怀不一定是女性才有的，譬如曹雪芹、毕飞宇，比女人还了解女人，而女作家写作时，也往往看不出来其性别，常常是更认同一种普氏价值。“女性情怀”这样一个提法，就可以包括进来有女性情怀的男性作家，排除出去不是从女性情怀出发的女性作家。

拾柴：我问一个问题，有些诗歌极力夸大自己的女性身份，比如生理、心理特征，非常彰显、非常夸张。如何看待这些诗歌？

安琪：如果你说的这种写作指的是海男、林白等人的话，她们的这种身体写作在我看来也是先锋的，女性主义的，至于为什么，我还没去细想。

王芬：到现在的讨论，我认为得到了三点启发：1、不管怎样命名，首先应打破这样一种界限，女性写作不是绝对的女性写的，这到底是一种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性别、还是一种情怀关注或美学技巧上的，都是很难界定的。应该说，当我们每个人有了性别意识的时候，性别就成为一种自觉的属性，在自觉使用这种性别视角关注事物进行写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跨性别的尝试。2、只从女性主义这一视角去看女性诗歌，未免狭窄，这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也应该从普世价值层面去关照。3、女性诗歌应和外部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关于赵薇刚才说的性别对抗，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并不存在性别对抗情绪，相反我认为对抗情绪非常没有必要，女性诗歌不仅是内部多种形态之间的对话，而且需要和男权文化和自身的周边世界进行多重对话。

罗小凤：刚才有两种观点在交锋、对撞，这是女性诗歌领域里一直存在的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主张彰显女性意识，女性性别身份，另一种主张忽略性别身份，不刻意强调性别角色，不刻意追求是否采取了女性主义诗歌立场。但其实你们都不否定这两种观点的内在一致性，比如“双性同体写作”，就是安琪和凌洁都肯定的男性诗人具有女性气质，女性诗人具有男性气质。作为性别身份，这是我们谁也无法改变的生理角色，但好像是冰心说的，人与人的心脏是同样跳动的，有人认为“每个人体内部都有男性和女性的构成因素，没有人是纯粹的男性或纯粹的女性，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当前学术界非常热点的“双性同体写作”、“主体间性写作”与“超性别写作”其实是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致的。当代学人孙绍先先生在《女性主义文学》中预测女性主义文学的未来走向时曾提出：“女性既不应该继续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大家比较熟悉的女性主义者刘慧英也曾说：“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现实可性的道路。”现在甚至已经有一种提法是“双性和谐的性别诗学”，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诗歌。安琪的中性写作当然可以纳入其中，所以她所采取的性别立场是有其先锋性与超前性的。

谢文娟：我要问安琪的是，因为我读过杜拉斯的作品和传记，觉得自己和的个人趣味差别很大，所以读了你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之后，我很好奇，你从杜拉斯那里获得了什么？

安琪：其实我对杜拉斯了解不多，只是对她的生命状态感兴趣，六十多岁还可以被一个二十七岁的男性爱上，非常难得，但是我也承认大部分女性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很欣赏她能够跨越女性性别造成的障碍，跨越一种性别歧视和性歧视而达到女性生命的随心所欲和出入自如。杜拉斯的文本对我没有影响，我也读得不多。我只是对她的人感兴趣。在这首诗里，我不是单纯地向杜拉斯表示敬意，而是把自己和她不断互换，在幻觉中合一，但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杜拉斯。

凌洁：其实杜拉斯误导了很多的中国女作家，误导了她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首先应了解杜拉斯的一些背景，她是一个流行性的人物，虽然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但是没有多少高端的东西，不要去盲目崇拜。这种爱情也不奇怪、不新鲜。而且，她在艺术上的贡献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安琪：但杜拉斯是被文字、历史纪录下来的基本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另外，关于刚才提到的普世价值，这也是与切入角度有关系的。从小女人的视角切入与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插入是不一样的。

凌洁：小女人是没有办法切入普世价值的，之所以“小”，是因为它细微、狭隘，是小我的一种呈现，这是达不到那种高度的。没有必要搞一个女性主义，将其封闭起来。这反而打乱了性的概念，也是一种误区。

谢文娟：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文本的。在《明天将有什么样的词》中，按照安琪的解释，“词”指代了爱人的空间，诗人的身份超过了一切，被凸显出来，我觉得很好，这个意思成就了这首诗。但是我在读《走遍莫扎特》这首诗时，又觉得诗人这种很强烈的意识侵扰了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走遍莫扎特》这首诗，因为它是写音乐，音乐非常不好写，但你却使用了很多建筑的意象，把流逝中的时间中的东西，用一种空间的结构搭建起来，读的时候让人想起欧洲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比如“如同把九重大门一一推开”、“晴天中有砖铺就的古典主义”、“偶尔放置下高音的梯子，沿着咏叹的路径∕我和诗一起起伏不定”。这些都非常巧妙，让人脑海中在音乐的背景中呈现出很宏大的欧洲的景象。但最后一句，我觉得写得太实了，诗人的意识太强了，也许可以放下、放轻。

安琪：我写人物时经常把自己和被写者混为一体，这首也是如此，诗中有一句，“三年以后我36”，可以看出写莫扎特也是写我自己，但最后又会脱出来。我个人非常喜欢《安魂曲》，最后音乐却没有能解救莫扎特，所以我想也许诗歌可以解救他；当时在福建生活比较安逸，也认为诗歌比较强大，比较自信，就写出了最后那一句。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自信了。其中还有很多技巧问题，譬如将“丽日晴天”拆开，用跨行的手法重新处理节奏，用“砖铺就的古典主义”这个意象体现出一种欧洲风味。这首诗的很多感觉和想象力都是从《安魂曲》中得到的，我一边听一边在脑中构图，再将这些画面用合适的词句表达出来。

[罗小凤朗诵《走遍莫扎特》]

安琪：那天小凤让我自报几首长短诗代表作，我就匆匆说了这几首。借此机会解释一下这几首诗的写作背景，便于大家阅读。像《母亲》这首，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想把母亲的身份擦掉，不想重复母亲的生命因为母亲的一生是字迹模糊的，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血缘也是一种宿命。我今天几次说到，女性主义在现实中是稀缺的，应该在“母亲伟大”的公认价值之外坚持一种先锋，带着一种极端的清醒的态度。一般人写母亲，觉得就应该歌颂，怎么能想把她擦掉？但我就是这么想，我很小就跟母亲说，我不想像你这样过，你和外婆没有什么两样。

我的写作分为福建时期和北京时期，长诗基本都在福建时期写的。那时生活安稳，感觉诗歌无所不能，态度尖锐、决绝，到北京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由空中飞翔一下子紧急降落到到大地，虽然没摔个嘴啃泥，也晕了好大一阵，脚踏实地了，看到的东西肯定肯定和空中不一样，写出来的自然也不同。但有一点，空中飞翔看到的肯定比地面宽广，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很喜欢福建时期长诗写作的原因。

《往事》就是到北京后产生的心理巨变后的产物，我最喜欢最后一句，“我如此中性，已完全回到物的身份”，生存的压力已经使女人物化了，是物，比异化的“他”更无奈和无助。《康西草原》是一种自况、自喻和自勉，注意最后一句“像我这样的快马在康西草原已经不多了”。

赵薇：其实你还是很看重你那些长诗的尝试和创作的。

安琪：是的，这基本都是福建时期的，带着勃勃的野心，想要冲出福建，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是不可复制的，那个时候已经33岁，照理已经不小了，但还敢冲出福建，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些长诗给了自己自信。不过一旦冲出就掉到地上来了，我觉得这些长诗是自己和别人都不可复制的，我也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种个性和意志极度膨胀的状态了。

赵薇：你的中性写作好像就是为了反抗女性作为一种被“看”的欲望客体对象的现象，但男性诗人、批评家对这种中性、无性别的赞许，是不是也违背了你的写作初衷？

安琪：这就是悖论，你反抗男性压迫，又在得到男性批评家的肯定中感到欣慰。人性很复杂，它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或此或彼。

凌洁：我非常喜欢安琪这首《母亲》，我在医院生出儿子时，第一感觉是：二十多年后我的儿子不用再重复我的痛苦了。

安琪：我当时在产床上知道生了女儿时第一反应是，如果我的女儿以后不愿意生孩子，我一定支持她。

凌洁：这首诗写出了女性繁衍的一种循环和痛苦，很有宿命感。

程振翼（男）：我对你的诗歌了解不多，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的女性主义，是想革命，还是想改良？我觉得，你革命的对象不是男权主义，而是小女人，可是却没有动男权，只是从男权那里分权过来。好像还是倾向于改良。

安琪：男性的思维果然跟女性不一样。我主观上觉得是想革命但是革小女人的命，她们已经被我列入非女性写作了还有什么可革的？我主观上更想面对的是男性，是不是在客观表述上却呈现出另一种效果以至给你造成这种印象？我得反思。

程振翼：这里有一个悖论，你的中性写作的效果就是看不出作者是男性女性，但是之前这套准则首先就是男性建立出来的。你只是让自己的女性特色不暴露出来，根本上并没有起到革命的作用。

安琪：我在发言之初就承认女性的悲哀、宿命，将其揭示出来，然后要反抗。我们很无奈，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只能去表达一种愤懑：如果整个社会是男权主导的话，如果写作是男性的事的话，我们就写出男性的东西给你们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失败的表达。如果真的男女平等了，不用再去刻意男性化，就不用再去刻意追究性别。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王芬：我很喜欢你在《走遍莫扎特》中的这一句：“奥地利从欧洲走出像天才按住胸口”，很大气。在这首诗中，为什么“诗”这样一个意象或者说词语反复出现了两次？诗歌和音乐、音乐和个体意识的关系体现在哪里？

安琪：诗歌和音乐的这种关系是天然的，首先我是一个诗人，我在写时肯定带着诗，出现的是诗的词汇，就是用诗歌的语言将感受表现出来。像“下午抱着上午”，是因为当时是下午两点多写的；“那么暗淡的阴雨线条”，是外面在下雨；“脸抱着滑过的深呼吸”，其实是流泪的另外一种表述；因为音乐听得心情起伏澎湃，所以才“和诗一起起伏不定”。另外，那时在福建感觉诗很强大，所以想要用诗来解救音乐的困顿。

拾柴：我觉得安琪老师你的诗的技巧非常好。

安琪：我们当时都是经过严格的技巧训练的。

王芬：那你就举几个例子，谈谈写作诗歌的技巧吧。

安琪：如果作为专业来要求自己，写诗就要经过艰苦的强化训练，就像是专业运动员一样。先要训练语言，我们在刚起步的阶段时刻要求自己不能说家常话，就是“不能说人话”，先看山不是山，每一句都要变形。譬如《九寨沟》，第二段“原木质的山被车窗压低”，车窗较低，只能看到山的半截，但是不能写大白话，就用了“山被车窗压低”；四月份，山是褐色的，这样写却没意思，“原木质”就写出了山和林木的质地、纹理，很典型。“它切过七转八弯的视线”，其实是山路在绕，但是主体变成了山，不是我；“挣扎而出”，是因为山路不好走，感觉汽车的行进就好像是在不断地进行挣扎。这两句就写出了一个人坐在车上从车窗里看出去、看到山的颜色、局部等等状态。

“叶子呈现颗粒状”这一段，也完全是事实的描述。我是福建人，在福建叶子是不会掉光的，永远都有树叶，九寨沟四月的树刚发芽，还没展开，一粒一粒的，我就很惊讶，就用诗歌的语言客观描述出来了。又进一步写，“细细的，尚未达标的叶子，晶莹地嵌在树枝上”，这个“嵌”字很多人觉得很好，但其实就是我的语言转化，如果用“长”就一般了。这一段很美，完全来自生活，但是词汇的使用要先锋，要与众不同，一句“被神摆在空中”，就写出了九寨沟的神性。语言这一关首先要过，就像运动员的强化训练，必须时刻注意表达的新异，顺了之后就入道了，不用再刻意也能写出不一样的语句。

拾柴：《九寨沟》这首是十年前写的，你现在怎么看？

安琪：我现在很佩服那个时候的我，现在我写不出了。其实那时是用一种无奈的方式来作一个女性主义宣言：我可以比你们男性写得好。长诗的很多内容都是当时的场景。写作的时候已经从九寨沟回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北约轰炸南联盟，“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这两句很受赞赏，看起来很宏大，其实只是写当时的一种现实，后面的句子就有一种悲怆在里面，从北约轰炸回到景点九寨沟，有一种自暴自弃，世界并不是九寨沟这样神话一般，而是有战争，有死亡，“于是我不给脚打招呼，以便它失败得更为彻底”，这两句就是一种普世关怀，如果语言不到家，也表达不好。当时有一种大抱负，想将很多很多的东西融入其中去。在传统写法中，大家对九寨沟的赞美都很类似，很贫乏，赶不上那里的山水，但是用我的这种视角和语言，每个人的九寨沟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在九寨沟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十个人就有十个文本，各具一色。

郭艳灵：我读了你的《母亲》一诗，但我认为母亲并不平庸，虽然她是平凡的；我也不认同女人是悲哀的，生理上的差别、社会上的不公平我也认同，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定是不平等，只是一种差异。生孩子是女人的光荣，是我们的伟大，我个人认为要提高女性的地位，女人自身的定位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追求的平等似乎就是，男人做的我们女人也做了。这也是一种附庸和不平等，其实女人不一定要跟男人就一样，应该是女人越像女人，男人越像男人。

王芬：我认为女性的生活应该是多样的，她可以做女强人，也可以在家带孩子，怎样都可以，说平等或不平等我们都能找出相应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女性诗歌应该肯定女性生活的多种形态和丰富性，把女性这种丰富的生活、内心表达出来，让男人、让人类都来关注这样一种写作现象。

谢文娟：是不平等，有些国外的社会学家就提出，应该把女性的家务劳动也计入国民生产总值。

安琪：新中国对妇女的解放很大意义上其实是对男性的解放，家庭经济的重担由解放前大都由男性一人承担变成夫妻共同承担了，而原先由女性一人承担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琐事并没有同时移到男性肩上，于是，在男性卸下一半重担的同时女性突然一分为二似地要内外兼顾，这实在是一件对女性不公的事。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卸下了一半担子的男性并未同时卸下一半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确实应该把女性的家务劳动也计入国民生产总值。

王芬：我有两个问题：刚才谈到语言的先锋性，能不能再谈一下先锋性的其他方面？你刚才说像《九寨沟》这样的长诗创作，是要有意凸显出中性写作，让别人在不看作者的情况下分不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这里包含着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那么，在女性诗歌概念提出以来，有很多女诗人都进行了长诗或者组诗写作，可以说构成了一个群体现象，像翟永明的《女人》、唐亚平的《黑夜》、王小妮的《十枝水莲》等等，这是否也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自觉实践？

安琪：先锋首先是一种态度的先锋，态度先锋了语言才能先锋。先锋是一种为了不一样的自觉实践，向某个方向去走，自觉自己的目标。翟永明她们的组诗，成为她们时代的代表，首先是她们的文本特别优秀。陈仲义先生在《纸蝶翻飞于涡漩中——安琪的意识流诗写》中的观点我很认同，那种女性写作很可能到翟永明那里就继续不下去了，她的黑夜意识极度地挖掘女性自己的意识，虽然她提倡超性别，但是其文本并没有超性别，她看到的世界是女性看到的世界。陈仲义先声说我是独辟蹊径，路变得开阔了。我意识到不能在这条路上走了，就不再往深里去，开始向宽处拓展，这也是很贪心的，什么都尽量往里面塞，才会有这种“大诗”的诗观。实际上，我们都是想找到一条新的路子，都是想保持一种先锋姿态。

赵薇：你认为，你的长诗写作就是在对应翟永明的这种黑夜意识的女性写作长诗。请比较一下翟永明的《母亲》和你的《母亲》。

安琪：我和翟永明的路子是不太一样的。请允许我直接引用陈仲义老师文章中的这段话做结：“女性诗歌在经过黑夜意识、进入身体甚而肉体写作时，转入另一种与更直接开阔的历史现实对接的互文性。从安琪开始，以语词为中心变频的碎片式写作样态，意味着畅达十几年之久的黑夜写作意识的淡出，意味着新一轮的性别写作惯性的进一步排除，在地平线上另一端，露出异样的‘综合’写作平台。此种新形势下的写作背离，的确需要忍受时间与公众的折磨，有时是漫长的有时是无望的。这种背离，在黎明空气的激烈震荡下，因透视关系而显出大幅度波动变形，甚至被看做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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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在读诗会上读的安琪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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