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空间——对女性诗歌群体的冒险分析

晓音

八十年代中期以唐亚平、伊蕾等掀起的黑女人之风席卷了诗坛。然而，这个危险的信号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反而群起而效之。

女人，女人们该向何方？面对女性诗坛的种种打量,有必要谈谈我个人对中国女性诗坛的一些看法。

每一朵云下都有一个诗人，但不是女的

以《中国现代主义诗评大观1986-一1988》所收集汇萃的中国诗坛上主要现代流派及它们当中的代表诗人、可悲得很，女诗人寥寥无几。而狼烟四处的诗坛、竟没有一个女人是纵火者，真可谓是阴衰阳盛。
    人类社会总是把女人慷慨地划入弱者的地位，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弱者是既定了的。而纵观早先的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诗群，我无法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同性们乐观。
    在现代诗歌运动中，女人、女诗人无法以集团的面目出现，不管是什么黑女人之风也罢，什么流派、什么主义的女诗人也罢。那是后人观其作品后统而划之的。孤寂、沉默，笼罩着女性诗坛，那在诗坛上空飘来飘去的白云下面竟没有一个女人敢自称一个天下。

女人与集团意识的相悖性

    女诗人在第二代诗人中（以《大观》为蓝本）所占比例为1/6，在第三代诗歌群体中，所占比例更是少得可怜，其中绝大部价群体中女性所占比例为零。我想，也许是前段时期，女人们太理智的缘故罢。
    诗人有很多共同点：表现欲为之最。男人们是这样、女人们同样也是这样。当男人在自我表现欲不能充分发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集团力量。以集团垒积起一个庞大的空间，给人视觉上造成一种压迫感，使其瞩目，使其不得不接受。但是，女人们却不会这样，集团力量无法击毁女人自身的致命弱点：忌嫉。法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在《爱与生的苦恼》“论女人”一章中写道：“女人是精神上的近视者，她们直觉的理解力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力非常敏锐，但远距离的东西无法人目。”而集团意识，我无法把它归入近距离的水准线上。
　　笔者去年末在成都，曾与几位现代女诗人交谈过，其对异已颇偏颇激的诗观以及违背集团意识观，无法让人确信，假如让三个女人在一起、会不会能够以一个群体存在？！
　　我很遗憾，在诗坛的1986年到1988年，长达两年之久的新诗繁荣局面中，从跑道上的各组接力赛到领奖台上的团体冠军里竟没有一个真正以女性出现的集团，这无疑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 强化女性意识

随着新诗潮以及反传统诗歌语言、意识运动的多元爆破到主流线条的清晰、平稳发展，男人们把“诗到语言止”（韩东语）作为一个驿站，而女人们呢？还紧闭门窗在写字桌上营造着自己的感觉空间，形成了女人们独有的也被人恭维具有“女性特征”的女性意识创作主流。让“黑女人之风”“独身女人卧室”“黄皮肤旗帜”席卷了整个女性诗坛。于是众女人群效之，众准女人也击掌叫绝之。以远古时候的涂山民女“候人兮，倚！”距八十年代中叶的“今天太阳真好，去找几个男人来玩一玩”，女人们进入了一条宽阔但没有阳光的迷谷。
　　其实，把迷谷之误归罪于女人，未免有些过分，正因为女诗人们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长久的压抑下写作，所以一旦有机会，被压抑的逆反心理，便狂悖地爆发出来，使人难以拾。具体在作品中表现为：
    诗歌语言结构的脆弱
    外在情绪的泛滥
    变态的性解放追求
    自我粉饰自我亵渎
    以第二代女诗人舒婷（有人说她一只脚迈进第二代，而另一只脚还留在门外，我想，该说法未免有些消积）在最鼎盛时期的作品中，她是“在狂悖骚动的情绪中追求女性与男性平等权利”（程光伟语）而继第二代人之后一九八七年以写纯情女孩而名燥诗坛的靳晓静在《人工流产》（全诗见《女子诗报》第一期）一诗中描写了当代女性及男女间的不平等和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对女性压抑，她在她所写的大部诗中强烈地追求一种存在计值――女性的存在价值。
    上述女诗人和众多的女诗人，她们改变了历来女性诗坛的：孤独、死寂和小心翼翼。但终究设有能逾越人类自我设置并不断强化的女性意识障碍。

· 诗流评论界的功与过

叔本华把女人仅仅作为一种依附物的存在，而现在我们的诗评论家们又刻意地把女人们推崇为一种封闭型的本体存在。最令人遗憾不己的是：我们的诗歌评论界总是以女人再论女人。他们把女人划归入一种既定的框架中去褒去扬，从根本上否定了和忽略了诗歌的不定性，否定了女人写诗进入高层次的权利。
   在封建社会，女人争女权，争地位尚属一种革命，而现在呢？尤其是在艺术的领域中，我不能理解。

·女性诗歌集团意识的觉醒

当然，女性诗坛还不至于到了悲哀以极的景地。无论如何，在公元一九八八年将过去的时候，从中国四川升起了一颗诗坛上前所未有的新星――《女子诗报》。她集全国很大一部分女诗人，作者面覆盖四川、新疆、甘肃、江苏、安徽、北京、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广东、福建、河南、河北、海南岛等省。这个由女人们迅速汇集而组成的群体刚出现就以她的独特风姿和对艺术高层次领域中的大胆驱进向人们宣告：女性诗坛的个体封闭性创作的时代己经过去了。
    在这里，我有必要谈谈摊放在我面前的这张第一家代表中国女性诗歌集团出现的报纸。尽管，她绝对是女人写女人编的东西，但是，我却嗅不到她们字里行间的脂粉味、烟花味，我为她们叫好！也为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而幸运。我想，这也是众多的《女子诗报》这个群体中的女诗人们力求达到的诗创作与诗歌高层次的审美需求同步运行的创作根本目的。我无法从历史上任何一家刊物上找到与之共同的地方。
    此时，我又不得不为早先那些过分爱惜女人们的诗歌评论家们悲哀了。他们不得不掉过那此对女人的“性压抑和小女孩无聊无常情绪”（晓音语）过于热情的眼睛，重新调整焦距，来判断这个强有力的女人集团群体。无疑，其结果是惊喜的悲哀和意味深长。
    当然，在我将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不想把永恒的桂冠套在《女子诗报》这个女性群体的颈上。以我所知、曾使诗歌脱离了政治枷锁的“朦胧诗群”在汇集一年半之后便各奔东西，以反“前文化”为宣言，与传统文化积极相对抗的“非非主义”群体在基本完成了“非非”诗歌理论实践系统工程的建造后，四年后的今天，面对这个使“诗歌回到声音”（尚仲敏语）的群体，我无法乐观。但是，既然有水，就预示着有江河；就预示着有广阔的海洋。
　　我只希望《女子诗报》尽管历史和形势决定了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性集团，但不是最后的一个。

1989年3月于西昌长安街

原载《女子诗报》第二期(198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