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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不管时代怎么转型,诗歌都应该也必须幸存下去         ★★★

北岛:不管时代怎么转型,诗歌都应该也必须幸存下去

作者:石剑峰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点击数:2584 更新时间:2010-1-29 4:13:49
   二十年前,北岛离开故土开始了海外漂泊之旅,从欧洲到美国,写诗之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困顿。也许,这才是诗人的正常生活。两年前,北岛终于在香港安定下来,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去年3月,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学论坛,坐在北岛旁边,看着他默默批改学生的诗歌作业。
  上个月,北岛还把他全世界的诗歌朋友拉到了香港,为香港人民带去了一场“香港诗歌之夜”的系列朗诵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城市定居、写作,北岛觉得“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两个月前,北岛获得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领奖并发表缺席演讲——“缺席”成了他与内地文化界联系的纽带。在那次缺席的演讲中,北岛指出了当代汉语诗歌在过去以及现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岛看来,四十年前的中国地下诗歌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但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为中国诗歌的新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场诗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会继续下去。当然和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的话,近二十年可谓危机四伏。”
  
  您目前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在香港写诗创作,在这样的状态和环境中创作,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
  北岛:其实诗歌创作跟环境没什么关系。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由于香港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与国际地位,由于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比如,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是证明: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推广非商业化甚至反商业化的“阳春白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说是成功的。所谓“绝处逢生”,就是这个道理。
  
  您那一辈出来的著名诗人,这些年在创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滞,他们有诗歌之外的事业,您觉得他们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岛:写诗难呀——可以这么说吧,你每天都得从零开始,不像别的手艺,熟能生巧。当然有些是写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难处。
  
  在这转型的时代中,中国诗歌能发挥的作用会是什么?
  北岛:这个问题应列入国家的五年、十年计划中。不管时代怎么转型,诗歌都应该幸存下去,也必须幸存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
  
  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说,诗歌是介乎宗教与革命之间的另一种声音,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诗歌在中国(1949年以后的诗歌)哪个时期可能比较符合这样的界定?为什么?
  北岛:我先说明一下,这是他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中的最后一篇,写作时间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众所周知,1989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帕斯这样写道:“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不能亲临历史的终点,而是亲临一种新的开始。被埋葬的现实的复活,被遗忘和被压抑者的重现。正如以往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汇入一种再生、向初始的回归几乎总是混乱:革新,复兴。”而帕斯认为,诗歌为这种回归提供了可能。回顾人类历史,宗教与革命带来太多血腥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是“另一种声音”。谈到1949年以来的这六十年,真正可以称作“另一种声音”的是始于上世纪的中国地下诗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这就是帕斯所说的那种回归,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
  
  在您看来,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应该离革命和宗教远一点还是更近些?
  北岛:我认为中国诗歌恰好应该远离革命与宗教。在我看来,革命与宗教有某种共性,那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依赖组织甚至武装力量来完成改造人类的目的——“存天理,灭人欲”。而诗歌不同,它纯属个人的想象,自我认知自我解放,无组织无纪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强制性与侵略性。
  
  四十年前的诗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既是起点,但没走几步就已经是终点了?这是不是您这辈诗人始料未及的?
  北岛:谈论诗歌,我们需要不同的时间尺度,从《诗经》到现在已有三千年了,按这个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么。终点这个说法不对。如果把1969年作为中国诗歌的新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场诗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会继续下去。当然和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的话,近二十年可谓危机四伏。让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的话:“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市场是圆的,无人称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会说,照他看来,是公道的。或许如此。不过它是瞎子和聋子,既不爱文学也不爱冒险,不知也不会选择。它的审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没有思想。它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帕斯的话正好概括了这二十年中国艺术与文学,包括诗歌在内的外在危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内在危机,那就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这一点恰恰从内部消耗了向前推进的动力。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不久前参加“香港诗歌之夜”的美国著名诗人盖瑞•施耐德在香港说,现在的中国诗人和诗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记了诗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国诗歌是否真的在丧失这一功能?在中国,诗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现在哪些方面?
  北岛:施耐德说的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审美,而审美如果没有足够的批判与反省意识伴随的话,就很容易变质,变得矫饰、滥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诗歌正是在与工业化引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对抗中应运而生的。遗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复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您为“中坤诗歌奖”写的获奖感言,和阿多尼斯的获奖演讲,在我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你们都谈到了诗歌语言,您说“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在您看来,这是当代汉语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汉语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北岛:现代汉语的问题大了去了,作为中国作家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对现代汉语的危机缺乏自觉意识。打个比方,有点儿像地下工厂进行批量生产,根本不管质量,只要盈利就行。除了充斥各种文学杂志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再加上那些媒体网络泡沫式的写作,真可以说是一场语言的灾难。现代汉语在当代至少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头一次是从1949年至1979年,那是官方话语的一统天下,也就是我所说的词与物的关系几乎完全被固定了。第二次就是1989年到现在,由于商业化与意识形态的博弈与合谋,造成词与物的严重脱节,如今的写作,如同“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
  
  阿多尼斯讲的阿拉伯诗歌目前的问题是:“阿拉伯社会如何摆脱视诗歌为诱惑与迷误的宗教观念?”“如何摆脱视诗歌为歌颂、商品或消费的观念?”这抑或是包括中国诗歌在内全世界诗人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北岛:他说的头一个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大,中国基本上是个世俗社会,宗教的影响非常有限。第二个问题,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的困境了。说到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自1840年以来外辱与内患构成了我们复杂的民族情结,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某种“盛世”的幻觉,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一幻觉影响下,物欲横流,众声喧哗,让本来就很有限的精神资源变得更加贫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诗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您同时说“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这一“再生”,诗人能做些什么?或者还得寄托于外部环境?
  北岛:我想有必要把我在“中坤诗歌奖”获奖感言中的这段话引全,以免产生歧义:“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关于汉语的现代转型,这是个大话题,在这里我只能简单说说。首先应该承认,现代汉语还是一种年轻的语言,远没有达到古汉语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横向的坐标轴上也是如此,比如用英语做参照。现代英语的转型可以说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我坐飞机经常随手抓一本英文间谍或侦探小说消磨时间,不管水平如何,你得承认,文字都还过得去,至少不会造成什么阅读障碍。反过来你去看看当今的中文小说,不用说畅销书,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小说家的作品,几乎都难以卒读。在我看来,一种语言的成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规范化,二是试验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舞蹈中重心与摆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活在今天的汉语作家与诗人是有福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再生的机缘”。
  
  目前中国诗歌的问题,是否也与中国目前诗歌翻译的颓势有关?而不少西方学者可能认为,正是因为翻译的介入,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失去了其中国性。
  北岛:以前我还挺迷信这些西方学者,现在看来都是陈词滥调。恰恰是由于翻译的介入,文学才变得丰富多彩。甚至可以说,翻译文学是本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美国作家朋友(也是我现在的诗译者)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说得好,翻译的黄金时代往往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关于中国诗歌翻译的颓势,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诗苑译林”,总策划是老诗人彭燕郊。从1983年起到1992年止,在十年的时间共出书五十一种。给你列一下书单,你就知道这套丛书的分量了:《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朱湘译诗集》、《戈宝权译诗选》、《德语六诗人选译》(冯至译)、《德语国家现代诗选》(绿原译)、《英国诗选》(卞之琳译)、《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英国十四行诗抄》(屠岸译)、《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法国现代诗选》(罗洛译)、《域外诗抄》(施蛰存译)、《古希腊抒情诗选》(罗念生、水建馥译)、《印度古诗选》(金克木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图像与花朵》(陈敬容译)、《纪伯伦:先知,沙与沫》(冰心译)、《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等。这是什么阵容?再给你举个例子,是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丛书”。不用我多说,只要扫一眼,你就知道这两套丛书的天壤之别了。“诗苑译林”包括八十年代中期我译的《北欧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很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建议,并最后把关。如今谁还管这些?有人愿意出版诗歌翻译就算是开恩了,得烧香作揖。
  
  而更多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发生了断裂。
  北岛:依我看,中国诗歌千变万化,只要仍用汉字,所有的“基因密码”都在其中。这就是我们和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不过断裂往往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近亲繁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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