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十四节：昨夜一恍惚想到安琪和她的诗》之新锐批评四】

                              欲望书写与精神再植

                          ——读顾北、安琪《新十四节：昨夜一恍惚想起安琪和她的诗》

                      中间代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德明

【张德明，1967年9月出生，湖北天门人，现居广东湛江。2004年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有专著《网络诗歌研究》《现代性及其不满》等。在《外国文学研究》《人文杂志》《四川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广东社会科学》《名作欣赏》以及《文艺报》《星星诗刊》《敦煌诗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文字数十篇。有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现为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恐怕许多人都未曾料想到诗歌可以这样写成：一个诗人先写出一篇独立成章的文字，另一诗人以作注的形式进行二度创作，二者拼合起来，构成一种新颖的复合式的诗歌文本形态。这正是顾北、安琪两位诗人最近创制出的幻想性先锋实验文本《新十四节：昨夜一恍惚想起安琪和她的诗》的奇特之处。据我所知，两个诗歌合作者之前未曾谋面，网络是他们相识与交流的主要媒介，也正是网络媒介才可能在短时间促成了这个奇特文本的赫然降生，没有网络，其他一切的通讯手段，诸如电话、电报、书信都无法完成此一壮举。顾北的原诗和安琪的注解犹如一个互相诉说的双簧，文本间的话语陈述以一种相互参照和发明的表达形式，将欲望书写与精神再植的主题悄然交代，掷地有声的语词携带着强度甚大的震撼力在读者的思维空间持续轰响，悠悠不绝。

首先我想分析这个特殊文本所隐含的某种值得玩索的个中意味。这个复合文本最异想天开的形式是以注解来续写原诗这一行动。作注者安琪是原诗中被言及的诗人个体，由她作注，既是对原文本的某种认同、阐发，也是对原作的争辩或者话语扩张。在文本的实现中，安琪既是顾北原作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整个复合文本的作者之一，由此搭构成奇妙的双重身份。她对顾北的诗歌进行了阐释与过度阐释，既是对原文本的阅读理解，同时也借助对原文本的复写、扩充乃至自由联想和多向展开，将自我生命境遇和精神格局充分敞现。在安琪对顾北原诗的“开放性阅读”中，我们能清楚地体会到女诗人如何来处理“文本的权利”与“诠释者的权利”的辩证关系，她一方面依存着原文本，顺着原文本的思路向前行进，另一方面她又并不死板地追随原文本，而是灵活地由原有文本的语词而自由随心地辐射到自我的生存现实之中，进而挖掘和延伸出发人深省的生命感悟。有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安琪的注诗与其理解为对顾北原作的阐释，不如理解为安琪与顾北的精神对话，甚至可以理解成诗人安琪假借为顾北的原诗作注而对自我生命展开了一次深入的检视和沉思。

在安琪与顾北的精神对话中，我们异常鲜明地感觉到一个遍布于字句之中的物质性所指，那就是——“欲望”。“一群假装绅士的男人  一群妖艳的女子在粤界喝贵格纳红酒”，在酒肆、迪厅或者K房聚首的男男女女，所谓的“绅士”不过是“假装”的，而撩拨情欲的“妖艳”才是真实色泽，男女群聚而喝酒畅欢，奏响的是色与食的最为基本的欲望主旋。顾北的这个“主题词”是较为本色的，但收尾处那一个满身汗臭的男子居然会恍惚想起“安琪和她的一首小诗”，这着实让人匪夷所思，我认为不过是对欲望倾泻之后的一种巧妙遮掩而已。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未曾想顾北的这一次遮掩式道白居然拉开了安琪的话茬，她由此想到惠特曼，怀疑他是否也喜爱酒色，想到那个有自恋癖的女诗人塞克斯顿，并接着发出惊人之语曰“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个女诗人，尽管疯了，也是挺美的”。表面看来，安琪的注解似乎越过了欲望的世俗沟堑直接抵达了诗歌的精神疆域，其实未必然。诗人同样也是欲望的载体，这一载体比平常人对生命的期待更高，渴望更强烈。恰如巴什拉在《梦想的诗学》里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把诗的作品看作真正的人类现实”，我们应该把诗人个体和他们的诗歌作品都看作呈现人类现实的欲望折射。诗人、女诗人、疯了的女诗人，这不断递进的生命形态，其实显示着不断加增的强烈欲望期待与这种期待难以实现的冲突强度。

食欲的嚣张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就是醉酒：“醉了醉了，性也醉了，爱也醉了，天也醉了，地也醉了。你也醉了，我也醉了……”酒这种白色液体，是粮食、水和时间的混合体，它的柔软性、它的缠绕力、它的香醇度，都与女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某种程度上，喝酒以至喝醉是同时能使食欲和色欲得到满足的最好方式。这个角度上也不难理解，嗜酒者往往也是好色者，嗜酒与好色是一个人强烈欲望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吕德安醉了，曾宏醉了，宋醉发醉了，郑国锋醉了，顾北醉了，鲁亢醉了，张文质醉了，朱必圣醉了，柔刚醉了，程剑平醉了，卓美辉醉了，我的福州诗歌兄弟们，你们，都醉了吗？”也就是说，这一众的“福州诗歌兄弟”尽数达到了欲望的倾泻与满足。安琪呢？她醉了吗？她是顾北恍惚中想起的一个女主顾，然而较真起来，到底是顾北恍惚中想起安琪，还是安琪的恍惚被顾北所记忆起，不得而知，或者相互佐证，这颇有点“庄周梦蝶”的味道。“我，我，我，没醉。不要扶我。我——没——醉”，大凡醉酒者都不愿承认自己酒醉，这里明显可以看出，阐释者安琪分明醉了，她在实现欲望倾泻与满足之后还有意藏裹起一种窘态，企图抽身而走，然而再巧妙的遁术也无法瞒过明眼人的视线。不过，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安琪的所谓“醉”只是想象中的“醉”，并非真实的醉，因为身居北京的叙述者此刻并不在福州那个狂欢现场，她依靠想象将自身虚拟到现场之中，与众人一同醉去，真实的情形是她此时口未沾酒，因此安琪的所谓“醉”只是欲望的想象性满足，其实质是欲望无从实现的更深度焦渴。

爱欲的展演是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不同生命遭际来实现的。一方面是叙述主体满怀憧憬却爱而不得的尴尬境况：“他离开多久了，告诉我，座位？他带来的暴雨已经停歇，阳光铺满北京的美术馆路和灯市西口，可是前天，雨又来了，他没来；昨天，雨也来了，他还是没来。我终于对雨不抱希望。我提着蓝底碎白花长裙，撑着蓝色的伞走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心突然被刺痛，这可恶的地名，分明是对我的嘲讽。分明是在说，这个落寞的女人，她在我的站牌下面，究竟交到了什么，她的道又在哪里？”爱欲的葱茏丰沛与爱的实现上的空落形成鲜明反差，以此烛照述说主体无边的落寞与孤寂。另一方面是公交车上年轻恋人的大胆纵欲：“公交车一辆一辆开过，这些宽敞的黄色的红色的运输工具，越来越被布置得像新娘房，我看过车上年轻人的热吻，他们挤在同一个座位上，身体叠加着，并不顾忌旁边中年的老年的目光。我在这个时候突然笑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真好，因为年轻，你们一点儿也不违背身体的指令。你们的脉管流的是血而他们是水，你们肉里有骨而他们有肉无骨，你们在任意一个座位上额抵着额，一旦目的地到达，你们便弃席而去，一点儿也不用回头留恋。”在公交车这个移动着的公共空间里，乘客的行动受到了严重限制只有眼睛和大脑还可以自由活动，此种情形下，车上年轻男女的叠坐热吻不能说惊世骇俗但总是最能牵动周围人的眼球和思绪的，叙述主体对年轻人情欲实施的如此感慨充满着羡慕与惊叹的色调，显然是自我心灵的强烈投射所致。达尔文先生即便阐释世间情爱也不离他的“进化论”视角，他这样说道：“无论人和高等动物之间的智力差异有多大，这种差异也只是数量上的，而不是质量上的差异……人引以为荣的感情和印象，各种感觉和能力，诸如爱情、记忆力、注意力、好奇心、模仿、议论等等，在低等动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萌芽状态或者已经得到良好的发展。”这段话强调了由低等动物向高等动物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基本情感的一致性特征，由之我们似乎还可以引申出如此的理解：人类愈益向文明进化，对情欲的遮盖就愈益严实；只有当人的情爱行动像动物那样自由自然、旁若无人时，也许才更接近生命的本真。在诗中，无论是自我的内在窥探还是对他者的外在凝眸，无不裸现了蠢动在诗人心怀中千千万万的爱欲分子。

将死亡归结为人的一种本能的观点，出自于精神分析学理论鼻祖弗洛伊德。从1923年年逾67岁时被确诊患有口腔癌，到1939年静静离开这个世界，弗洛伊德就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他曾说道：“我为现已成为陈腐部分的我，选择了死亡论题。我从欲望出发，被一种奇想绊了一跤，所以我要广搜博览地去研究一下与死有关的各种问题。”在写给好友沙乐美的信中，他分析说：“色情的目的，在于制造日益扩大的统一性并加以保持，也就是形成约束或义务；相反，死亡欲是以割断联系的手段达到灭绝的目的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死亡作为一种本能，也就是一种原欲，是始终与生存扭结在一起的，他指出：“生命的出现是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是努力趋向死亡的原因；生命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两个趋向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妥协。”弗洛伊德的生命历程和理性思考提醒我们，每当人类对生命异常珍惜，生命感觉异常分明的时候，对死亡的思索和追问也就更强烈。《新十四节》里也有着对死亡之欲的形象写照。“我在暗夜里行走，泪水滴落在暗夜，终于汹涌成灾。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泪水没了。我终于成了一个，没有泪水的游魂。”“坚硬的只是门板，不是暗夜。坚硬的只是这令人窒息的未来，一步步往前，就是，一步步撞上门板。撞上四面门板，合起来就是，棺材。”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流溢，呈示的是诗人对自我生命的冷色调解读。对生命的悲观性理解，并不意味着诗人就是一个感伤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恰好映证了诗人面对多舛命运的不懈抗争。只有在这样的思想基点上，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接下来这段话的深刻含意：“我看过福尔玛林浸泡过的婴儿脸，它们无一例外地硕大、肿胀，有的眼睛挤成一条线，有的鼻子贴住瓶口，都贴成扁状。那是小学记忆中参观一个病理标本所致。似乎又是中学记忆？哦，天，我已经不能确切认准过往一切，也许，最该浸泡在福尔玛林里的，是记忆本身。人们通常用福尔玛林来保存尸体，用酒，来保存情感。”尸体是死亡的最终表现形态，观看尸体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观看死亡。诗人安琪对中学时代的这一幕图景记忆犹新，说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对死亡有着超越周围人的思考与记忆。在诗中，成年后对观看尸体的追忆不是对心中某些恐惧与战栗感情的宣示，而是要把“尸体”与“情感”并置，以此突出“保存”这个动词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新十四节》中对死亡欲的书写无疑是摄人心魄的，惟其摄人心魄，才让我们不能不正视并萦思安琪如今超乎寻常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欲望的无比繁盛与欲望实现的实际上不可能之间的尖锐冲突，这种恩格斯式的悲剧命题出现在安琪的生命空间之中，最终导致的是一个分裂状的、多重性的主体的出现。在文本之中，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格外合群、有许多文朋诗友的乐观者安琪，又看到了一个异常孤独以至有些绝望的自闭者安琪。她如此复述今天的生活状态：“我轻手轻脚，在女主人的监视下我左脚和右脚交替出错，最后我索性哪儿也不动就呆在房里，我不喝水以避免上洗手间，不吃饭以避免去厨房，不看电视以避免到客厅。原谅我的女主人吧，她满怀怨恨是因为她年事已高，她脾气暴躁是因为她有糖尿病，我要感谢她冲我正在洗碗的水槽边扔过来的是一把锅铲而不是菜刀，感谢她悄无声息走到正在往洗衣机放水的我的耳边说‘你干什么’以培养我的受惊吓能力……”这有点安徒生童话味道的故事呈现，很容易让我们认为这不过是诗人虚拟的，但它的确又是真实的。与此同时，我们既看到了一个在生活中极度笨拙和自卑的安琪，又看到了在诗歌中飞扬跋扈、灵光四射的安琪。她一面很有自知地承认自己“这个叫黄江嫔的女儿不仅当不了官，而且是一见到当官的就脑子发木张口结舌的人。发展到最后，是连任何有束缚的场合都觉得浑身不适如得恐惧症。”一面又充满自信乃至自傲地炫耀着自己的诗歌才能：“她最终选择了诗歌作为表达方式，或者说，诗歌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认定，这个笨人适宜做她的推广工作，于是安排了一些她力不从心的事。时至今日，她依然不能相信，那些类似《轮回碑》《纸空气》《九寨沟》《任性》等洋洋洒洒上千行的诗作会是出自她的手。”将主体分裂的真相演化到极致的也许是那个有关“车裂”的梦境，“车裂”无疑是对生命实施暴虐的形象隐喻，这里言说了对欲望的极度压抑、生存极其窘困等人生内容，噩梦的“自虐”与梦中极刑的“他虐”颇富戏剧意味，而种种修辞策略的调用，将一个无法控制自我生命的孱弱主体艺术地揭示出来。就这样，孤独与合群、自傲与自卑，如此奇妙地粘合在安琪的生命之中，凸显了一种裂变的、分化的、充满紧张和矛盾的生命形态和精神格局。

一个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乃至分裂状况的个体，他（她）最后的命运无疑就是——疯癫。疯癫是一个人被无边的欲望、欲望难以实施的焦虑等长期撕裂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畸形和精神变态，一个人一旦进入疯癫状态，就是世界与自我、主观与客观、能指与所指的全然混淆，也就意味着意识主体的解体、崩溃甚至毁灭。那么，诗人安琪靠什么来消解焦虑、阻遏分裂呢？她依靠不断的叙说，借助语言的排列、组合，来驱逐乌云一样不时聚来的紧张情绪和分裂心思。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语言不只是工具，语言更是思想和思维，语言更是行动和自我实现。萨特曾经说过：“现实只存在于行动之中。一个人不是别的，只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安琪也许深谙这种存在主义逻辑，在《新十四节》中，她假借为顾北原诗作注，以语言来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目的，也为自我精神的再植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安琪的述说是富有技巧性的，她的注诗中有潜意识的流露，有荒诞性的裸露，性意识的写真，各种仿拟、玩笑、逗趣乃至无稽之谈竞相出演，场面不无热烈壮观。而诗人创作的诸多诗章的征引，既是诗人才华的明确显示，也对若干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补充、交代与验实。各种语言体式的汇集、交融，如一种功能极强的情绪处理器，淡化并消减了层压在诗人心头的强大心理重压，以此达到对诗人灵魂的拯救与精神的重塑和再植。

                                                        2008/9/4，湛江。

张德明。（2008年6月，参观委内瑞拉大使馆画展后。安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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