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办2.5周年及停刊特辑二]

    因诗结缘

——记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一段神交

            中间代批评家、广东省湛江师范学院教授/赵金钟

万事皆有缘。我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结交即是如此。我们因诗而结缘。

罗振亚曾说：“与诗结缘是我的幸运，她让我不谙世故，难以企及八面玲珑的成熟；但更让我的心灵单纯年轻，不被尘俗的喧嚣烦恼所扰。她教我学会了感谢，感谢上苍，感谢生活，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和土地，感谢那些曾经遇到、即将遇到的或亲切或温暖或美丽的名字；她教我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走得淡漠自然，走得快乐永远。”（当选2007年《诗歌月刊•下半月》评选的“中国十大新锐批评家”时的“获奖感言”。）的确如此。诗歌是心灵的艺术，她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能给灵魂滋养，为灵魂充电，诗歌与心灵的距离最近。与诗结缘，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纯洁美好，人生变得美丽充实。

当下中国是一个“商业主义”时代，信奉“经济主义”、追逐物质享受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价值律条，“商品”作为一种时尚标签不仅显性地钉在社会的每一个有形角落，而且正以加速度的方式逐渐嵌入到人的内心，从而造成欲望的过度膨胀和人心的日益粗糙。物质的世界极度膨胀，心灵的空间日益萎缩。这样，我们就更加需要诗的抚慰。

正是基于一种道义的承担，基于“为诗歌做做事”（老巢）的愿望，当然更主要的是基于对诗的无怨无悔的挚爱，老巢出资承办了《诗歌月刊•下半月》这份刊物。这是为诗歌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正是有了这份刊物，才有了我与它的这份情缘，有了我与主编老巢，责任编辑安琪、刘不伟的友谊。尽管我与他们所有的人都素未谋面，但这种“神交”所带来的友谊与信任却丝毫不比“面对面”的朋友逊色，我更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鼓励、支持与帮助，从他们那里认识了许多未曾谋面的朋友。

算起来，在他们当中，安琪是我的第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还是一位出色的诗歌“组织者”。她提出了“中间代”概念，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间”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形成了一个“诗歌群体”，以集团的力量冲击已经形成某种定局的诗坛。大概是2002年底或2003年初，我当时还在河南的一所高校任职，安琪从福建给我寄来了她的诗集《任性》和她与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等。收到书后，我回过一封信表示感谢。那时我的心处在“动荡”之中，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心为形役，雅为俗驱，也即无心琢磨诗歌等“脱俗”之业。南下之后，听说安琪到了京都，经德明君的穿连才又接上了头。算来，这就是缘。

与《诗歌月刊•下半月》结缘，我的最大收获是“神交”了许多“中间代”诗人，阅读了他们的诗歌作品。说实话，我是带着疑惑的心情走近“中间代”的。拙作《中间代离文学史还有多远？》记述了我的这一心情：“2002年深秋，在桂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上，有一位批评家提出中间代进入文学史的问题。我当时在发言中认为，中间代进入文学史还有一定困难。我理解批评家为朋友两肋插刀友情演出的忠诚与热情。但在当时，中间代被安琪人为的命名才刚刚一年，可以说，作为一种诗歌集结，它的声名还远远没能深入多数读者或批评者的视阈，亦即它还远远没能作为某一时段诗歌的一个标识嵌入读者和批评者的脑际。这即是我其时作此判断的缘由。”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多余的，“中间代”很快显示了其集团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优秀的诗人部落，安琪、蓝蓝、陈先发、老巢、余怒、侯马、格式、朱朱、徐江、汗漫、寒烟、周瓒、娜夜、王明韵、路也、马永波、马策、桑克、赵丽华、赵思运、西渡、臧棣、黄梵、叶匡政、祁国、韦白、谭五昌、老刀、远村、树才、潘维、哑石……都是这一部落中优秀的成员，他们已以各自的姿势活跃于当今的诗坛。他们的作品诸如《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像杜拉撕一样生活》、《西藏》、《野葵花》、《那个秋天》、《与清风书》、《空着》、《闹钟》、《阻滞》、《八月之痛》、《群像》、《起风了》、《二十七年以后》、《江心洲》、、《一个钟表匠的记忆》、《蛇》、《爱情植物》、《一九九七年之书：纪念一个中国的良宵》、《水之书：守望黄河》、《守夜人》、《青城诗章》等等，已经作为经典流传于当今诗坛。

我至今还能忆起初读安琪、蓝蓝、陈先发、老巢、朱朱、路也、汗漫等诗人的诗歌时所产生的兴奋与震撼。安琪的诗歌力量来自于“狂野”。她常常能够在一种荒诞和隐喻的语境中赋予语词以一种新奇的内涵。一些极度“越轨”的语词常常会突兀地站立在其多少也有些“越轨”的结构组织中，从而形成一种繁复的意义张力和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陈先发的诗常常充满了无限玄机和留待阐释的多向度空间。他非常擅长于语言运作，其语言所散发出的智性、奇气和穿透力让人回味无穷。有人指责他的诗过于“哲学”化，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朱朱和蓝蓝的诗则充满了灵气。朱朱是那种才气型的诗人。他的诗并不多，“名气”好像也不很大。但他的诗有味道，耐咀嚼。这是一种很珍贵的品质。另外，他的古典意象和现代意识相交融的写作理念，也是值得肯定的。我喜欢蓝蓝诗的灵气。与时尚不同，她的诗不追逐理念。极灵巧但又极厚实是其诗的魅力所在。她似乎把话都说完了，但又给你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老巢的练达，王明韵的澄澈，远村的“玄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间代”坚守民间立场，关注生存的沉重与生命的价值，从精神内核上应和了当下的时代精神。他们站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以反传统的姿态，对传统诗歌写作理念作了较多方面的颠覆。比如，宏大的叙述模式对传统诗歌精致体制的颠覆；常态狂欢、细节罗织、“流水账”程式等对传统诗歌空灵观及虚实互生的审美理念的颠覆等。当然，这里面似乎又宿命地隐藏着某种“福兮祸之所伏”的尴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间代”诗对于语言的自觉。我们注意到，多数“中间代”诗人已不再满足于从既存的语言符号系统中直取语词语意，而是乐于对语言“施暴”，以创作出独具个性的“诗家语”，并使其生成足以呈现诗人的人生体验或生存状态的情感符号系统。正如罗振亚所言，“最为醒目的是，‘中间代’诗以对语言的施暴扭曲和反讽戏拟运用，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靠文本立足的抒唱群落》）。这是“中间代”诗歌的积极意义所在。

“中间代”诗人能够以这种方式大规模地集结，得感谢《诗歌月刊•下半月》这份杂志。它成了“中间代”诗人再次会集的高地和集体操练的广场。是一份缘，让“中间代”在高地上潇洒地晾晒自己的英姿；是一份情，使“中间代”在广场上纵情地展示自己的歌喉！

《诗歌月刊•下半月》前卫、大气、厚重，是一份难得的诗歌刊物。它不仅接纳了“中间代”，也接纳了其它流派或无派诗人，给各路兵马提供了驰骋与憩息的绿地；它不但延纳了诗人，也向批评家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其门庭屋宇常常闪耀出知名批评家和批评者的身影，尤其是“中间代”理论家，更是以集体的面目赳赳屹立，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是“中间代”之幸，也是诗歌之幸。

《诗歌月刊•下半月》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好诗作，也发表了大量的好评论。许多评论深中肯綮，既有理论深度，又颇生动活鲜；既评出了原作的特点、魅力，表现出批评的针对性，又留下了批评者的音容笑貌，彰显出批评的应有个性，与当下某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批评模式相比，这是一种十分值得肯定的批评品格和批评方式。——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其基本“套路”是，手中拿着“理论”（一般是西洋理论），不管什么文本，只管套将上去。结果，他所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无论胖瘦高低，长得一个模样，穿的一套服装。这样的评论，看似洋洋洒洒，实则不着边际。

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中国诗歌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境中发展生存着。这便形成了中国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此相联系的是，形成了独具风味的中国自己的诗学。研究中国诗歌，完全撇开中国诗学显然是不可取的。它不利于还原中国诗中厚重致密的情志和浓淡相宜的诗味。然而，中国诗学由于过于倚重感悟与直观，则又易使研究步入雾阵，留下雾中看花或瞎子摸象之憾。因此，引入西方文论条分缕析之法又是非常必须的。借此深入诗之思想内容与组织结构，借助逻辑的力量，易于抽出诗之玉线金丝，将诗的分析导向深邃、明晰。

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建立自己的历史个性，不要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成果对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但完全套用，却没办法说透我们自己的文学现状。注重我们自己的理论批评传统，对于恰当地、正确地评价我们这个有着很强的写意性与抒情性传统的民族的文学会有更多的益处。与此同时，批评要建立在对文本的阅读的基础上，不能凭借一种理论去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更不能哗众取宠，一篇文章中用几个标准说话。对于批评者来说，下一番功夫是重要的。一些批评者热衷于玩语言包装，捉文字迷藏，要还原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不能再进入一种新的“文言”套子中。否则，批评就变成了文字游戏，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话说到这儿也许有点“跑题”：是谁赋予我权力，让我来“规范”批评市场？其实，我的本意不在批评什么，“规范”什么，我没有那个权力。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好恶，一种缘于关爱的举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自己的提醒，也是对《诗歌月刊•下半月》的这种编辑准则和认真态度的赞许。因为，归根结底，还是编辑方针引导着作者的趋向。

莫非天下真的没有不散的宴席？《诗歌月刊•下半月》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涅槃是在向我们传递一个新的春天的信息？聚散皆有缘，这是一种铁的定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所能做的，是愿这份缘在新的时空中结出新的果实。王剑冰在《绝版的周庄》中写道：“我为周庄守夜，守夜的还有桥头一株灿然的樱花。这花原本不是周庄的，如同我。”这是一种庄重的心境。

                                             2008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