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山花》 2003年第4期“文本内外”栏目刊登“在北京”同题诗文。感谢何锐主编！——安]

《在北京》

                  安琪 

“你在哪里？”“我在北京。”
“你在哪里？”
“我在青年时代。”

一场重新开始的转世，或者就在一场
已经落下的大雪中
我第二次看到雪
所以我感到冷
所以我的尖叫已被冻住
那著名的你耳熟能详的表情夸张地恢复平静
咬住了泪
也就咬住了席地而卧的想像

他们在冰上飞速旋转
手挥曲棍
他们突然刹住就要跌倒的身影
他们不会跌倒这城市是他们的
而我必须小心
捂紧衣服内的心脏
更重要的，我必须捂紧筐里的泪

它复活了！
有时只是你不关切的走过
有时是早晨未名湖畔满地大雪中遇到晨练的谢冕
（他也不是我的福建记忆）
福建在哪里
漳州在哪里
我问自己：“我在哪里？”
“我在北京。”
是不是有些自慰的语调刺伤你闷闷的街道
我曾于其中漫无边际地寻找
一出生就落在我不喜欢的地方
我对你说，一切没完

夜晚缩在筒子楼
一间一间门迫不及待关上，关上
碰，碰，碰
碰，碰，碰
碰碰碰碰碰碰
一个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回来了
一个一个北京幻象！
迟到者，你拥挤什么，你拥挤什么！
你又要什么你又要什么！
你把门关上
你以为你就能回到青年时代
你躺在双层学生床上就以为你在重新学习
谋生之道，声名之道
什么什么之道
而超市的价格永远高于你所能承受的
永远高于
永远高于

我跺了一下脚，灯，亮了
当我刷牙，数着，一二三
我刷到了灯暗的地方
我又跺一下脚
哈，灯，亮了
我听到所有人都在跺脚
这些筒子楼里的人，考研考博者
他们都感冒了
是的，只要你来到北京，你就得感冒
旧的骨头新的骨头
你甚至分不清当初的目的
只要在，就是好的。

“你在哪里？”
“我舍不得难过。”
“你说什么？”
“我要你多想我一点，多爱我一点。”
“你说的想是什么，爱又是什么？”
“我听到电话响了，
我要笑了。”

2002/12/17

《在北京》

                     文/安琪

 
　　一转眼，在北京已过了一个月，我已由最初的不适到现在的麻木和习惯，这之间到底经过多少的孤独和挣扎已记不清了。我能记得的是，我拿着话筒对谭五昌哀求地说，你快点过来看我吧，我要闷死了，我要成哑巴了。谭五昌是我所能见到的最近的人，在北大读博士，以前在漳州时我们曾通过不少电话，但还不是最亲切的朋友，没想到到北京反而是他安抚了我前期近乎崩溃的灵魂。平安夜，我到北京的第一个节日也是他带我到教堂，接受一年平安的祝福，并让我写出了来北京后最满意的一首诗《平安夜》。在诗中，我直截了当地以此开头： 
　　

    我认为是上帝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时辰 
　　可谭五昌说是他 
　　

    也不是没有其他朋友，我到的第一天，林童、谯达摩、李青松都专门过来为我接风洗尘，之后，侯马、瓦兰、树才、白连春、天乐、张小云、徐南鹏等十几个诗友也陆陆续续过来，以至于我们杂志总策划老巢惊讶地说，我简直创造了“北京奇迹”。因为在北京，除了开会或一些特别约好的活动，一个人专程去看望另一个人的现象是很少的。北京太大了，随便出门都得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老巢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亲人，是他把我引到北京的，我因此特别感谢他。但他太忙了，几乎一周才能见到一次，尽管他现在是我的上司。在北京，时间是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概念，当你听到一个人说距离很近时，你要追着问，多近，一小时还是两小时?与我居住过的漳州不同，见一个人只要时间距离超过半小时就是惊人的远了，可在北京，半小时算什么，随便从北大未名湖走到三角地就得耗你半小时。于是我开始想，北京人究竟用什么时间工作，他们把一天都花在路上了，据说正常情况，北京人一天要用4至5个小时乘车，真可怕。我这么一问，我的主编昨夜就笑了，他说，北京人不干活，专收房租，干活的都是外地人。主编是贵州人，到北京已经两年了，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事实仿佛如此，在北京，随便一坐下，问起籍贯，几乎是有五个人就有五个籍贯，有七个人就有七个籍贯。一点也不夸张。北京人呢，就抱着阿猫阿狗晒太阳吃外地人房租去了。我住在北大外面一间筒子楼里，小小筒子楼卫生间没有，浴室没有，还是得连同暖气水电收我七百块。真宰人!我的邻居都是一些考研究者，每天和我一样早出晚归。北大课程对外开放，于是就有很多人租住在北大附近，当旁听生，吃免费午餐。当然要考试具体手续怎样我尚不清楚，我自己，是准备利用北大这一地理优势恶补知识，这一切都得从寒假过后开始。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抢听了四堂课，一堂古典文学，一堂经济学，两堂当代文学。感觉赚了很多便宜一样地快活。 
　　说起我现在工作的单位《青年时代》把地址选在北大我是很意外和兴奋的。毕竟，北大是中国多少学子的神圣地啊!我高考时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北大，奈何本事不够，只能进漳州师院。如今，乍一生活在北大，日日经过的是未名湖，看到的是博雅塔，那份不可思议还是充斥在安静下来的瞬间。我从来敬重知识，敬重大师，我全部的写作和行动得益的也是对知识的吸收和对成为大师的憧憬或野心。所以，我会充分享受北大资源，为自己今后再上台阶打下基础。 
　　在北大，一切正在显出它的魅力。夸张一点说，平均每天都能认识一位博士，或至少北大本科。每次当谭五昌请我吃饭，我都能在饭局上遇到他们。谭五昌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也是对中国诗歌事业有贡献的诗人、诗论家。他以一部《海子论》奠定了他在诗界的位置，又以二十多部诗选诗集的编著成为诗界神话般的人物。精精神神的谭五昌走路快得像他讲话的速度，忙碌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谭五昌却难得地心思细密，总能在朋友需要的时候提供一切帮助，令人持久地感动。经由谭五昌的穿针引线，我认识了女伴咏梅，咏梅是个河南姑娘，朴朴实实，到北大进修一年半，今年毕业，如果说，是谭五昌陪我渡过最初的不适的话，那么，咏梅则给了我余下的温暖，她时常带我到北大转转，告诉我哪儿是课堂，怎样大大方方走进教室。我到北大的第一节课就是咏梅带我进去的，听的恰好是于迎春老师的古典文学课。真正是“咏梅迎春”。可惜，咏梅很快就要回家，我又要孤独一人了，咏梅走的时候把她的北大小屋转给了我，使我直接地就进驻到北大腹地。 
　　12月28日，我参加了一次《诗刊》下半月刊组织的月末沙龙活动，到朝阳区文化馆聆听一场迎新年诗歌朗诵会，原先我准备了一些诗作备用，谭五昌说，诗刊社组织的活动都是有安排的，一般不会让诗人自己上台。一去，果然。按部就班中心场地安坐着诗坛前辈或诗歌官僚，我们则一排排坐在类似剧院一样的椅子上。“我们”都是些什么人：林童、朱零、马策、白连春、冉冉、大卫、殷龙龙、高兴、世中人、谷禾、杨拓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是当下诗界创作力正旺的人。我听到报幕员念到树才的名字，但人头攒动找不到他，找到了我会对他说，你危险了，被列入名流脱离广大青年精英了。当晚的朗诵会我看到依然帅气的老芒克大步流星走过的身影，看到身着蓝军装的食指咬着北京口音登台朗诵他的两三首诗作。镁光灯闪个不停，食指面无表情只管朗诵的样子有点动人。其间有一个插曲不得不提，那就是开场前蔡其矫老师在林莽先生等人的护送下走进会场时，我轻轻叫了一声“蔡老师”。这一叫，让正在行走的蔡老师顿了一顿回了一下头，这一回头脚步不稳突然趔趔趄趄踩错台阶一直颠了好几步，我尖叫一声，好在此时恰好一年轻人要走出会场，他急忙挡住了蔡老师几乎刹不住的脚步。我相信我当时一定面无人色，灯光下我双手冰冷，心跳不已。要真把蔡老师怎么了，我获罪不起啊。 
　　朗诵会后大家遂作鸟兽散，这点让我犹为不解，难得一聚，为什么不趁机举行交流会呢。回来我把这疑虑询问老巢，老巢说，还开什么会啊，大家都要急着回去了。看来，北京的大还是一个阻碍。我则在朱零、马策、高兴的邀请下接受他的宴请。马策是未见面的老朋友了，也是中间代的得力理论家和主将。朱零是赵丽华早就向我推荐的一个优秀诗人，赵丽华怎么说的：“安琪你中间代选编可不能错过了朱零。”朱零也是那种有亲和力的人，以至于我在听说他和马策住的房间都有浴室时便很兴奋地要到他们那儿“洗澡”。并且在第二天真去了。 
　　这就说到“洗澡”问题，相信很多北漂一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大都住在筒子楼甚至地下室，哪儿有家里宽敞明亮的洗手间啊。所以，“洗澡”就确确实实成为一个问题。我刚到北京时特别不适应这一状况，问了其他人，都说要到澡堂，好吧，就到北大澡堂吧。谁成想，一洗就感冒，你想，里面热气腾腾，出来穿衣时不小心风闪过不感冒还怎样!我到北京时遇到的是几年不遇的一周大雪，那种冷啊，真像法西斯!后来我对洗澡便心有余悸，如今乍一听到朱零、马策他们租住的房间有洗手间自然把我喜的，第二天就手提大包小包上他们那儿去了，一方面会朋友，一方面洗澡。说起来好笑，我现在最希望有朋友到北京出差，而且最好住的离北大不远，这样我就可以上他们的宾馆洗澡了。这些事真要北漂了才能体会。在北京，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肯定是北京人或已经做稳了北京人的外地人，反之，则是如我一样暂且蓬头垢面的外地人。 
　　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问老巢，我会不会长胖?老巢说，可能，北京很养人的。我于是担心起来，侯马问我，安琪你以前胖过没有?我说没有。侯马就说，那别怕，以前没有以后不会有，胖瘦都是天生的。可是当我在北京住了20天后回去办手续时，我惊恐地发现自己胖了8斤，天哪，漳州朋友说比养一头小猪还快。我后来总结了一下，这得怪：一、谭五昌、咏梅、张小云、侯马、老巢、树才请客请得勤，尤其谭五昌，这8斤至少有2斤是他撑的。二、北京伙食太油腻，尽管我们在编辑部每天吃的是快餐，但那油腻腻香喷喷的饭菜还是让我不由自主地吃个不亦乐乎。三、寒冷害的。我到北京时特别能吃，总要吃一份半的快餐才能饱，不是有句话“饥寒交迫”吗?我比着手指头算了算，要真以一天4两的速度胖下去，不到两个月我就得超过120斤，就得变成老俗婆了。上帝啊，照顾照顾我的瘦吧! 
　　在北京，我参加了在万圣书园举行的《曹文轩文集》首发式暨研讨会，看到听到一大群著名人物和他们著名的废话。那天我因为睡眠不足整个人呈现飘浮状，我觉得我已被北京这座大杂烩城市塞得乱七八糟了，比敌人批评的我的《任性》还要乱。我想，我又要感冒了，这么大的北京只有感冒病毒可怜我，总是要来与我相依为命。同时，我无法断定两个前北大毕业生倪厚玉和何小民是不是也属于感冒病毒类，他们对我诗歌与人的欣赏和尊重已进入到我生命的某一部位。我想，我还会不断地遇到祝福和温暖，关注和爱护。 

                             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