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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是另一个开始/吴投文         

终点是另一个开始/吴投文

作者:安琪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759 更新时间:2009/11/9 21:06:02
 

 [纪念《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办2.5周年及停刊特辑四]

 

终点是另一个开始

——为《诗歌月刊·下半月》终刊而作

                    

中间代诗人、批评家、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吴投文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大学毕业后在乡村中学任教多年。2003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学者陆耀东先生。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与评论五十余篇,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长期坚持写诗,在海内外文学报刊发表诗歌两百余首和散文作品若干,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散文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湘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湘潭市文学研究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和《忧郁的石头》。]

 

   诗人在哪里?诗歌的现场在哪里?这可能是许多读者的疑惑。在这种疑惑的背后,是对当代诗歌艺术成就的漠视。把时间推回到二十几年前,那是一个称得上轰轰烈烈的诗歌黄金时代。那时的诗人大概多如过江之鲫,以致有人揶揄说,随便往大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破一个诗人的脑袋。诗人的脑袋并不特别,但诗人的身份似乎有点特别。大家摇头晃脑地吟哦一番,个个装得像个诗人一样,在那时是见多不怪的情景。揣本诗集或诗刊招摇而过,诌几首情诗俘获少女的芳心,在大学校园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这样的诗句钉在人们的心上,至今仍然让人隐隐生痛。诗歌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装饰性的背景,而是反映出一代人的内心图景。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是和诗歌联结在一起的。不过是一个轻微的转身,时代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诗歌风光不再,诗人穿行在时代的狭缝中,带着可疑的形迹,让满面油光的人们侧目而视。这是另一个开始。沉沦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悲剧,而且是一种罪恶。人们的面孔越来越模糊起来,最后消失在空洞的物质幻觉中。诗人们如惊弓之鸟,飞得越低,就越有可能被黄金的弹丸击落,或者挣扎在一张无形的巨网中,慢慢变成一个个漂亮的标本。那些被击落的和变成标本的诗人,在低处像尘埃一样纷扬,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但转瞬即逝。有信守的诗人却像精灵一样竭力往高处飞,飞得无影无踪,在人们的视野里变成一片空旷。在另一个空旷的天地里,诗人们洗濯他们的伤口,他们继续往高处飞,往空阔的天上飞。在这个时代,诗人们注定不能贴着地面飞行,在开阔的高空,他们才是自由的精魂。

 

时光何其漫长,生命何其健康
生命健康得足以承受各种煎熬
这是命,还是即将降临的死之
前兆?一个人肾衰竭了,一个
人喉癌了,而我强硬如顽石如
百摧不挠的阿基米德定理,浮
在世俗生活的表层无法自拔无
法在雷霆夹带枪棒的恐惧中快
乐闭眼。床在这边,你在那边
所以睡眠显得艰难,夜晚何其
漫长所以恶梦就来得频繁,一
个一个恶梦带给平庸白昼一点
生气,使我和他相互拉锯而心
脏碎裂,这健康的生命何其无
辜何其辛酸何其肾衰竭心脏病
何其精神分裂何其能够承受!

 

安琪的这首《时光何其漫长》是一个诗人在时代转型中充满困惑的心灵自白,诗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精神创痛在这个时代的诗人中具有普遍性意义。反讽和悖论的纠缠,象征和隐喻的交合,在诗中形成一种内在的挤压感,这种挤压感似乎同时又是扩张性的,弥漫在诗中的文字与节奏的缝隙间,这使诗歌不仅以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出诗人自己复杂的内心图景,而且似乎对应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时光何其漫长,生命何其健康/生命健康得足以承受各种煎熬/这是命,还是即将降临的死之/前兆?”时光的漫长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生命的健康不过是死亡的前兆,命运无法掌控,煎熬必须承受,这就是生存的悲剧性质。在这个空前物质化的时代,生命的脆弱被普遍的醉生梦死进一步放大,肾衰竭也好,肺癌也好,在诗中都被转化精神放逐的象征形式。生命到底无法承受各种煎熬而百病丛生,精神世界百孔千疮,处在加速度的坍塌之中,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悲剧。诗人安琪大概是一个绝望的抵抗者,“而我强硬如顽石如/百摧不挠的阿基米德定理,浮/在世俗生活的表层无法自拔无/法在雷霆夹带枪棒的恐惧中快/乐闭眼”,她的抵抗方式是一种极端的固守,在时代的整体性庸俗氛围中固守作为一个诗人的全部真诚,固守作为一个诗人的全部人生信仰。另一面,诗中流露出诗人对自我的悲悼,诗人的固守其实是在茫然中的困守,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到处碰壁的时代,安琪也不例外。诗人发出这样的慨叹:“浮在世俗生活的表层无法自拔无/法在雷霆夹带枪棒的恐惧中快/乐闭眼”,固守是如此艰难,陷阱无处不在,诗人剥开人生的悲剧内核,如此触目惊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怎样的生之悲哀啊!诗人在绝望中的抵抗其实意味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这健康的生命何其无/辜何其辛酸何其肾衰竭心脏病/何其精神分裂何其能够承受!”诗歌的语流在急速的转换中似乎显得无序,诗人内心的焦急是完全袒露的,但在诗人撕裂语言的暴力姿态后面却是诗人思想的峻急和深入。尽管生命终究无法承受,但生命的终点不是沉沦,而是上升,这也许并不是安琪发现的“阿基米德定理”,却是安琪在漫长的写作中充满痛楚的发现,这表明她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以前我们狼狈为奸

狼还在  狈没了

 

以前我们衣冠禽兽

衣冠还在  禽兽没了

 

以前我们酒肉朋友

酒肉还在  朋友没了

 

以前我们寻欢作乐

我们还在  欢乐没了

 

老巢的这首《我们还在》是对当代生存事实的悖论性呈现,里面布满太多的疑问和分裂。诗人的疑问似乎都是日常性的,却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存在论问题:我们到底在哪里?人在哪里?这是诗人的疑问,也是普遍的疑问。我们困惑,但没有勇气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因此,我们活得空洞而盲目,我们不能确定自身存在的真实性。这首诗的主题是“分裂”,“分裂”就是我们的生存真相:灵与肉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人与世界的分裂,我们在分裂中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人与自身本质的分裂。诗中所呈现的分裂是以疑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疑问隐藏在文字的后面,诗人老巢其实也隐藏在文字的后面,他提出的是“我们”的问题。但“我们”在哪里?诗人说“我们还在”,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回答。“以前我们狼狈为奸”,现在狼和狈分离;“以前我们衣冠禽兽”,现在衣冠与禽兽分离;“以前我们酒肉朋友”,现在酒肉与朋友分离;“以前我们寻欢作乐”,现在我们与欢乐分离。老巢把人生的破碎和分裂多维度地呈现出来,在看似游戏化的语言中包含着诗人严肃的思考,由词语的拆解所形成的内在张力,使诗歌包含着复杂的意蕴。这种形式上的冒险,也许并不是诗人着意为之,却会让我们在回味和咀嚼中更深一层地体悟到人生不确定性的悲剧意义。

 

两年

生命中的片断

繁花淡

一个人的空空荡荡

青年路很短

一瞬间如此漫长

中景近景特写

沉入深渊

从新鲜到不新鲜

亢奋过后

无处不在

 

刘不伟的这首《拆那·在临沂》似乎是回忆人生中某段难忘的经历,至少从表层结构看,诗歌联结着诗人“生命中的片断”,既有标题中对地点(临沂)的提示,又有诗中对时间(两年)的提示,但诗的旨归恐怕要复杂得多。诗中有一种诡异的氛围,似乎随着镜头的晃动,人生的片段以虚拟的形式出现,有一种不可把捉的虚幻感。一句“菊花淡”穿插在诗中,实在是恰到好处,好在烘托出一个无根无由的梦境。另一句“一个人的空空荡荡”,尽管是很平常的句子,放在诗中却极妥帖,把一个人心中不易觉察的波动和生命深处极轻微的感叹描画得无迹无形。这是一首淡定和沉静的诗,似乎极空静,却极悠远。诗人沉迷于对生命隐秘性质的冥想,似乎他是活在自己的内心而与外界隔着一层。这是诗人刘不伟的另一张面孔,与他“拆那”系列中大多数作品的纪实风格判然有别。这样的诗可能不容易为人注意,却在不动声色地加入优秀之作的行列。

我在这里谈到的三位诗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他们都是《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核心成员,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论,是基于我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敬意。老巢是安徽人,十几年前到北京来拼打,最后拼打出来的就是这个《诗歌月刊·下半月刊》。他独力出资承办《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投入几十万元,而他实在不是什么有钱人,至今还在北京租房居住。这在聪明人看来,不就是花钱打水漂的愚行么?老巢是一个具有诗性气质的人,他富有才情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诗性气质的自然流露,他对诗歌事业的承担在这个时代具有丰富的人文启示。安琪是在2002年的最后一个月从福建漳州北漂的,在北京全力筹划和编辑《中间代诗全集》,使“中间代”以整体性的阵营异军突起于当代诗坛,由此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对安琪来说,她从福建的出走和2006年的正式辞职,其实是一种自我放逐。这是一种诗人的生存方式,安琪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她的决心和勇气使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相形见拙。“为诗而生存”,这句话常常挂在诗人们的嘴上,用在安琪的身上大概是再恰切不过的。刘不伟是辽宁人,他是南漂到北京的,写诗和摄影都是他的好手艺,据说还有一手难得一露的好厨艺。他的诗似乎有一种晃动的镜头感,近乎实录性地摄取当代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不断延伸的“拆那”系列中表现出一种具有充分主体自觉性的批判精神。

这三位诗人都属于所谓的“北漂”或“南漂”一族,他们怀着共同的使命意识漂在一起,倾力打造《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很快使刊物成为当下诗歌的一个重要现场。老巢在创刊号的开场白《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中说:“在诗人活着,而诗歌已经身败名裂的今天,扶植一首又一首纯粹意义上的诗歌;在诗歌铺天盖地,诗人销声匿迹的今天,识别一个再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把目光部分地从前辈大师身上收回,让汉语在不同的诗歌现场遇见其他语言并相互端详”;“把百年中国新诗史上一些真相、一些不该被遮蔽的人和事重新推到我们的眼前,不看都不行。”这是老巢对办刊宗旨的表白。应该说,刊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是严格按照这个宗旨运作的,成为当下诗坛一个富有特色又极具号召力的交流平台,在诗坛的影响有目共睹。对照当下难以计数的诗歌官刊和民刊,《诗歌月刊·下半月刊》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一是以官刊民办的方式进行操作,通过官刊与民刊的对接呈现当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诗歌现场;一是采取专题制作的方式,每期重点推出一个诗歌专题,如“中间代特大号”、“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中国新诗90年90家”等专题。《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这种独特的办刊理念其实包含着编者对当下诗坛多元格局的深入体察和对当代诗学理论发展走向的敏锐预见,这对当下鱼龙混杂的各类诗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得到《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即将终刊的确切消息后,我的心情有些黯然,不仅仅是惋惜和悲伤,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懑。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多么糟糕,一个有自身个性的诗歌刊物不能见容于时代的庸俗氛围,这是当下诗歌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预兆。不过,对有理想能担当的诗人来说,可能也会感受到些许的挫败感,却不可能阻挡他们继续探索的脚步。对老巢、安琪们来说,《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的终刊并不意味着他们诗歌事业的终结,而只是另一个开始,在另一个起点上重新出发。确实是这样,诗歌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根据可靠的消息,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终刊后,将以书号形式继续出版大型诗丛《新经典》。一个新读本的诞生当然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对诗歌来说却意味着生长。对老巢、安琪、刘不伟来说,还意味着新的挑战。里尔克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在这个时代,死去的不仅仅是诗人

许多美好的事物像诗歌一样被暴力粉碎

诗人的躯壳仍在行走,他们红着眼睛

在人群中寻找一枚分币,或者更多的分币

 

诗人在哪里?佩剑的诗人在哪里?

用灵魂歌唱的诗人在哪里?

多么幸福的人!我看见一位诗人

骑着一匹哈巴狗回家,迈着诗歌的步伐

 

多么幸福的人!我真该向你脱帽致敬

我看见你远离痛苦与黑暗的中心

远离真实与生命,沿着一枚口香糖溜达

我真该向你脱帽致敬:多么幸福的人!

 

诗人在哪里?诗人的诗歌在哪里?

你告诉我:别谈这个愚蠢的话题!

 

这是我自己的一首《寻找诗人》,最初贴在诗歌论坛上的时候,招来很多人的攻击和谩骂,当然也有很多声援的声音。我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诗人命定是要担当的,这种担当又是多维度的,如对人生的担当、对时代的担当、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对艺术的担当、对理想和正义的担当,等等。归根到底,是对一种命定的苦难的担当。一个时代没有这样敢于担当的诗人是可悲的,一个民族如果普遍地对这种担当进行嘲笑和攻击则更其可悲,这样的民族必将沦为可怜的奴隶之邦。屈原峨冠博带,负剑而行,这是中华诗祖留给我们的永恒形象。他往汨罗江里的纵身一跃,其实是中国诗歌一个象征性的开端。他所承担的苦难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全部苦难。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留下的全部作品就是一部悲剧史诗。这部悲剧史诗所展开的主题是异常丰富的,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指向,那就是对命定的苦难的担当。人们今天偶尔想起汨罗江里的诗魂,已经不再激动。人们来去匆匆,温文尔雅,不再需要内心里的激动。屈原的悲剧史诗作为程序化的知识在传播,众口相传,却不能被人们留在心里。在一个精神普遍沉沦的时代,人们不再关心我们伟大的文学传统,灵魂是多余的,诗歌是多余的,只有肉身是真实的。人们被沉重的肉身拉着下坠,最后匍匐在地上。但这个时代的诗人能够这样盲目吗?那些同样匍匐在地上的诗人看起来是“多么幸福的人”,他们“迈着诗歌的步伐”,“沿着一枚口香糖溜达”。而另外的一些诗人则带着自己的灵魂往高处走,担当这个时代的理想和正义,最后他们飞腾起来,成为自由的精灵。这是我理想中的诗人,他们的面孔充满神秘的隐喻,越来越真实地逼近我的内心,使我的灵魂在孤独中颤动而变得充实起来。

 

                                     2008年5月4日于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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