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2009世界汉学大会圆桌会议上，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显然，几年前顾彬言论被某些媒体断章取义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所引发的争论依然余波未平。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位德国学者被歪曲的评论能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无独有偶。每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许多中国媒体都要集体发一次“高烧”：中国作家什么时候才能获奖？中国当代文学是否技不如人？这些问题似乎成了某些社会群体无法抹去的剜心之痛。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真的那么重要吗？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面对那高高悬起的西洋镜？

　　
　　中国文学患上了焦虑症
　　
　　几年前，顾彬批评某几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媒体歪曲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轩然大波。虽经多次澄清，却余波未平，正如某位学者所说，问题不在顾彬，而在于一种异常的社会心理。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界有焦虑症”，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指出，文学界在对现实不满的同时焦躁地期盼等待出现大师、伟大作家和文学辉煌时代。上世纪30年代鲁迅就提出“我们为什么没有托尔斯泰”的发问。50年代，有人激情地呼唤中国的托尔斯泰的出现。到了80、90年代这种焦虑症不见衰减，有的学者说为什么没有出现杜甫、鲁迅，为什么没有《红楼梦》这样的巨著。
　　在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这两面镜子里，现当代文学似乎无法看清自己的面目：一方面，新文学以白话文写作，其文学形式和现代性精神很难在传统美学的体系中获得恰当的评价；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现当代文学似乎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就连主张“世界文学”的顾彬也承认，中国当代诗人和中国的传统基本上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你要是翻译、阅读他们诗歌的话，你可以不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但是你不能不学西方的现当代诗歌史。
　　“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勇气、没有魄力建构差异性。”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同时表示，“内在的压力到了极限，包括数字化的生存、大量机械复制的文化、网络写作和娱乐至死以及阅读枯竭的情境，包括小说、诗歌方法的枯竭。今天汉语小说花样翻新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
　　
　　要让西方看到另一种美
　　
　　刚从法兰克福书展回来的一位女士感慨说，她在书展上看到被翻译成中文的德国文学作品有满满一大屋子，而被翻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书只够填满一间仅仅几平方米的小展台。
　　其实，数量上的多寡只是一方面。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北 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在异乡的处境感触良多。他说，有的德国人要到中国旅游，就会买一本中国当代小说，他们不把它们当文学，而当成旅游指南。李雪涛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本来固有的审美价值翻译成西文之后往往就显现不出来了。
　　一位与会者表示，翻译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翻译家并不低于小说家，中国现代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比如鲁迅、戴望舒本身就是很好的翻译家，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重视。
　　当然，也有人认为，问题并非出在中国这里，而是出在西方。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教授石江山认为，中国哲学与诗学对美国文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只不过西方的文学批评处在一种文化无知当中而没有这种意识，因此西方文学批评应该有一种文化上的自我反思，而在这方面，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是榜样。
　　现在，顾彬几乎每天都要翻译中国当代诗歌，他的近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此，作为该书的翻译组织者李雪涛认为，顾彬所做的工作是引导西方的读者来阅读，文本分析会告诉西方读者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另外一种审美，加深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理解。然而像顾彬这样的人毕竟太少太少，这一方面，很多文学评论家和汉学家做的都还远远不够。
　　
　　重建文学评价的“中国话语”
　　
　　陈晓明曾经在课堂上随机提取《创业史》中的一个场景，学生们佩服得不得了。他们说，想不到那时的文学写得那么精彩，那时的人物塑造不是现在的文学水准可以达到的。但是陈晓明深深地意识到，“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不仅《青春之歌》、《创业史》，很多当代文学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突然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60年，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却找不到中国的立场。这一点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巨大困惑。我们怎么能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确认我们价值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挫败造成了一种文化危机，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提升，文化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对民族文学的评价也是文化心态的调试。而在瑞典汉学家罗多弼看来，屈辱感被骄傲感所代替，是好事，而主张完全回到传统和全盘西化同样是不对的。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寄希望于跨文化对话，他认为，在国际化背景下产生的当代文学，对其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完成，而并非只有中国人才能定位中国文学。以鲁迅对待汉学家的态度为例，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也希望汉学家能够多提批评意见，他认为崛起中的中国，应该有一种谦虚而大度的文化心态。陈晓明则开始思考“以我为主”地构建一种“中国话语”，用来解释和批评中国的当代文学，“比如《创业史》，现在完全可以用新的理论理解和阐释它们。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应该感激西学，但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表达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