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性文学的文学创作特点

定义了何为“灵性文学”之后，我将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体验，及编辑这套丛书时的感悟，对灵性文学创作特点作点初探。灵性文学创作在思想、体验、语言三个方面的特点是：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的语言。

一、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

今天我们的文学创作缺少两样东西，第一缺少翅膀，第二缺少根。既飞不起来，也深入不下去，是一种平面的文学。我们关注日常生活，但是如果这个日常生活没有一种神性的光照，这个日常生活就流于平面和琐碎。灵性文学在思想层面的特质就是“神性光照”。

这神性光照在文学中首先就是对人的光照。《辞源》中解释“灵台”为心，“灵鉴”为“天鉴、明察”。“灵”是住在人心中的，只有心中住了“灵”，才能被其鉴察。有灵活人写的灵性文学的特质之一，就首先是有“灵鉴洞照”，这里的自省与忏悔有别于一般文学中的良心责备与后悔，灵性文学中的自省与忏悔的参照系，不是在一己（人）的视角与层面，而具有神人的对应、对照、对话层面，从人不确定的标准转为神确定不变的标准；而这样的写作，就从“人本写作”转向“神本写作”。

1、文需载道

因为编《国际日报》副刊等综合性报刊，笔者大量阅读到海内外华人作家的散文，我认为当代华文文学流于平面和琐碎，（在这方面，小说创作略好些）。我不反对一叶知秋，从小见大的写作原本是上乘之选，但最致命的就是今天的文学“一叶”后无“秋”，无四季、人生、宇宙之感怀与哲思，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已经被我们引用诠释得越来越表面、越来越浅薄。

塞万提斯说，“笔是思想之舌。”奇斯特.菲尔德说，“文体是思想的外衣。”外衣故然要力求精美、时尚，舌之灵巧更可灿烂生花。然而，文学却应避免无思想的巧舌、衣架上的时装。

细节写得很美，或者形式玩得很新潮、精巧，倒杯绿茶坐在阳光下把玩，也许会很享受这样的“文学”。然而，若这类文学成为主流，则是我们文学家、作者在回避真实世界，回避那些弱势群体的人、那些民工们的问题、那些孩子们的问题、那些艾滋村里的人……有时，我们不是在故事内容上回避，而是在心中，作者的心没有向这些打开，去深思这一切背后被扭曲的“人学”。

当我们的写作只是自我出发的感怀时，就缺少了大爱与大怜悯。中国大陆的小说表面上看，比较注重大的关怀和现实，散文中也有大散文文体，写了社会的关怀、人生的大悲喜，我看时很感动，但看完了以后仍然觉得它很平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是缺乏了一种宗教意识的终极关怀。

因为没有终极关怀，缺少宇宙观、神论、人论的参照对应，生存成为一种偶然，死亡只能是一种消无。于是，那些阳光下的品茗，那些小猫、小花、小狗是短暂的一瞬；而那些大悲喜也都变得轻了，其实质与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哲学存在上的“无意义”，弥漫在作者的心中和笔下，于是，反衬出悲喜的虚谎，难以产生真正的，如同经典名著的悲剧作品。莎士比亚曾说过：“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注4）当我们反复把玩、炫耀我们的文学衣橱时，文学生命正日趋衰老、被抽空，我们却看不见，也不敢正视这贫穷。

对照西方一些优秀的经典的著作，就会发现今天中国文学的作品更趋平面，而这个平面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而是“起初不敢想，然后变成懒得想。”我们的精神层面、我们的文学思想越来越随波逐流，这就是一种“轻浮”。“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那就是一种插微不足道的思想。”（注4）

今天很多的文学写作是非常的轻浮的，这几乎成了主流“流派”。没有时间深思，不愿深思，放纵自己，使得一个作家，自己把自己从上帝精神的乐园里面放逐出来。而灵性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停下华丽舞步的双脚，离开一种文学审美的轻浮惯性，开始诚实思考。重新学习走路，起初是难免笨拙，甚至跌爬的。然而，这可以让我们脱离过于注重表述形式，“到语言为止”等主流、喧闹的文学思潮，重新反思我们对“文以载道”的矫枉过正。

2、所载何道？

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们目前对基督教信仰文学的理解还是很表面、图解的，一般说其主要思想就是“罪”与“爱”。既然灵性文学最终传递的，是住在我们人里面神的灵的品性，那么灵性文学中的爱，就不同于一般文学中的人性的“爱”，文学表达的方式也不同。

举个例子说，我们平常所表达的爱，不管是情爱，还是亲情之爱等等，都是从“我”出发的，而圣经中启示出来神属性中的爱却是一种在真理之中的“博爱”。这个爱不是爱的回报，也不是在一个道德优势上来爱别人，而是出于对造物主的承认与感恩，生出的对生命平等的尊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神的形象的那种敬畏之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有对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灵性文学表述的爱应是这样的爱，因为这是圣灵启示的爱的属性，而非灵性文学常常与之不同甚或相反，是表述自我中心的对爱的定义。圣经中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马太福音》五章43-46）

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大都是行侠仗义的写法，或者是找出那不可爱者能被我爱的原因。或有能够写爱那个不爱我们，也不愿意回报我们的人的时候，笔下的怜悯、博爱，就难免涂染上了一层道德优势，这种创作其实是非灵性文学的因素。

基督教信仰带来一个人人在创造者面前的平等，不是说我爱这个人，我可以施舍给他爱；而是说，我从他的身上，从他的里面，看见了一个神。德雷莎修女说：“我走向每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是走向上帝，我伸手给每一个，扶起那个最卑微，甚至他的道德最有残缺，甚至他马上就会偷摸拐骗，甚至因为他的放纵，落到这个地步的人，我仍然在他身上看见神。”

这就是灵性在里面的反射，在我们文章中的反射。所以一般的文学所写的爱，以阶级划分的、地域划分的、穷富划分的、族群划分的、血缘划分的爱时，我们离爱甚远；当我们以一种道德优势来写一些博爱，写一些社会关怀的时候，用文学表达一种施舍的爱和怜悯时，文学便失去了本质上对人性尊严的敬畏。

再如赦免，我们今天能真正写到赦免的并不多，这是对中国传统小说中恩仇相报的超越，但当华文作家们写到赦免时，仍然常常是以“我”为主的赦免，借着“我”人格的提升，和借着“我”思想的开通，最后“我”赦免了曾经得罪我的人。这样的一个思想形式是典型的“人本主义”写作。

而真正的灵性文学作品中，灵性文学作家，这群有灵活人里面内住的圣灵，就会令其蒙光照，从“你”的罪中看见“我”的罪，看到自己同样是极为的不配，极为骯脏，里面同样丑陋，同样需要造物主的赦免。因为造物主创造了你这样一个人，是按神的部分属性造的尊严、荣耀的生命存在，而你没有达到那个尊严与完美，这就是圣经中的原罪。认这个罪，就不会“五十步笑百步”地产生道德优势。

赦免者与被赦免者同样是罪人，谁也不能因着自己的道德完美，因着有足够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可以去赦免另一个。那么这样所写出来东西深度就不一样了，灵性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供献将是有“第三者”的存在，而这长期缺席的“第三者”，正是宇宙的“第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