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诗歌 

    想起女孩，我们便会想起阳光下面那些带着雨霖的花瓣和花茎上面，那些美丽的伤口。我们乞求着美丽永远驻足于我们形而上学的理想宫殿。一种对丑陋的唾弃和恐惧，使我们陷入了诗歌的陷井而危机四伏。
关于女人的诗歌，在我提起笔来之前，门外早已对此是喋喋不休。我也不这样认为：我的这篇文章，能使这场争论了多年的话题不再是热门。但是，做为一群正在写着诗歌的女人，我和我的伙伴们却永远地进入我们这个历史的纪页而将被人们津津乐道。
88年冬天，在成都的“非非诗人”杨黎曾真诚地说：“我喜欢的女孩，应该是漂亮和弱小的，包括她们笔下的诗歌。”可是，面对着《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集团中的女人们，我却无法让她们同时也让我自己停止那些令人骇然，令男人们敬而远之的诗歌创作。
远古的神话里：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因而有了罪恶的人类。
而现代的女人们，用诗歌与传统与异性为女人们标榜的楷模针锋相对，结果会是什么呢？
自1985年女性新诗潮的开始到1989年的有所节制，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意识觉悟到达登峰造极的诗作，以贵州女诗人唐亚平的《黑色洞穴》河北女诗人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四川女诗人翟永明《静安庄》、靳晓静《妓女》、晓音《图腾》、潇潇的《树下的女人和诗歌》、安徽女诗人白梦《在生死之外》、福建女诗人黄静芬的《没有男人的日子》等为先驱的诗歌。她们笔下的诗歌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女性的高度觉悟以及女人在人类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和占有的重要位置。
正是这一批在中国诗坛女性新诗潮发展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的女人们使原本狭窄的脂粉诗歌道路变得开阔起来。
    可是，我们的人们乃至整个人类，对每首诗歌的女人们，总是强调其精神和健康都来不得半点闪失，哪怕是女人笔下再柔软不过的诗歌。难怪，有人要把她们的诗歌恭为“妓女诗歌”和弥漫着黑色烟雾的“巫术诗歌”。

远大背景中的女人 
 
    男人们崇尚江洋大盗式的英雄好汉，而在中国女性新诗潮开始之前，女人们常在自我欣赏的心态下自我怜悯、自我迷恋，早期在她们的诗歌里极少有以局外和嘲谑式的叛逆心态来进行诗歌写作的。
在继抒情女诗人舒婷之后，中国女性诗坛上还出现过一大批以奉献、归顺为创作主题的诗歌，让：你是太阳、我是花瓣；你是大树、我是露珠一类的作品屡屡出现在我们眼前。
有人说过：“诗歌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穿透现实对存在的遮蔽。”可是，那个时期，我们的诗歌却总是把本已被我们背离或正在背离的（且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东西又回归到一种既定的诗歌原则中去，让其成为高深莫测的客体，再心甘情愿地受其束缚。

悲壮崛起的女性意识

也许是女人肩负着较男人更多的双重痛苦，所以，一旦觉醒便不遏止。自1985年到1989年间诗坛上出事了一大批歇斯底里自虐式的诗歌作品。令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这些诗歌给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诗歌发展正常的秩序挑占性地提出了一个頗让“文化”为难的问题。
去年8月，在去大西北的旅途中，我在成才绵阳、广元、西安等地见到了靳晓静、潇潇、阿明、赵琼、凌鸿、何俊等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女诗人们，当我们彼此不再是通过信函、照片认识对方，而是真实地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女子诗报》艰难地跋涉过了三个年头，同时也为我们各自頗为糟糕的景遇而尴尬万分。
     现实就是这样：女人如果成了既定模式的对抗物，那么就将注定终身不幸。尽管，她们在中国新诗潮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使传统的女性诗歌美学原则土崩瓦解，但是，一种高层次的苦难和孤独也同时在瓦解和吞蚀着她们的意志和肉体。即使有《女子诗报》这个覆盖了中国诗坛每一个角落的女性诗歌群体，作为《女报》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现实和远大精神支柱，也不能让她们赢弱的日益强壮起来。
（注：此处删去50字）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由于精神恍惚，不慎跌成脑震荡的靳晓静，在成都送我上车时，还阿Q式地频频告诫我：“要好好地活！”

诗歌的女人 

    去年10月，在四川西昌邛海边的一间小平房里，晓音、靳晓静、钟音、枫子、苏林、等《女子诗报》的女人聚在一起，在那个天空中有着一颗硕大月亮的夜晚，靳晓静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地进行着她已研究了8年的心理研究实体实验。晓音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绘她“晓音帝国”里那远离城市的“两亩地”，而钟音却又在神侃她“一米八、披肩发、又写诗又画画的”择偶标准。
   总之，那个夜晚，大家唱歌、跳舞、喝酒、抽烟或是沉默，可是，整整一个夜晚，竟然没有谁提及到自己正在写着的，且已这之付出巨大代价神圣无比的诗歌。
自那个夜晚之后，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至今不能自拔。
在理想的诗歌帝国里，我们极端蔑视那些表里对抗的文化人，尤其是依附和仰仗男人鼻息活着的女人。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往往要屈从于我们的对立面，我们无法与自身的内心和谐。在矛盾与困惑交织的网中。我们悲壮地奋争着。
   由此，我们日益迷惘也日益反动。

原载《女子诗报》第三期1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