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4日晚间综合报道  赫塔•穆勒是黑色的。黑眼影、黑衣、黑裙、黑丝袜、黑鞋，还有德国人少有的黑发，冷峻硬线条的娇小脸型，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俨然一副女朋克的样子；而与稍后出场的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仙女”的表情比较，媒体又戏称她“老巫婆”。
　　赫塔•穆勒也是忙碌的，诺奖获得者并没有摆出太多架子，临时被书展拉来，一下子就答应了，三天三场公开媒体活动，被全世界媒体尾随着去参观展位。专访？“不！没有时间！”站在记者一旁的男子、她的丈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赫塔•穆勒是有温暖的，谈起黑暗的劳动营，她不会有微笑；面对全世界的镜头，她为自己母亲的经历，为早逝的朋友奥斯卡•帕斯提奥黯然神伤，但坚强的她还是把泪止在了眼眶。诺奖对“年轻”的赫塔来说肯定不是终身成就奖，她是否会像库切那样获奖之后，文学上写作愈发犀利呢？
　　法兰克福书展上，出人意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首次公开面对全世界媒体与读者，她很少流露出刚刚获得诺奖的那份喜悦，她更愿意谈的是她最为看重的新作《呼吸钟摆》和那段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营生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写《呼吸钟摆》这部全面描写劳动营的小说？
　　穆勒：在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中，有一段文字是描写当年苏联、乌克兰的劳动营情况的。写书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我的母亲也没有跟我过多提及劳动营里面的事情，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还是跟生活，跟曾经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有关。她来自一个小村镇，和我一样。她总会跟我说，今天他死了，她死了，劳动营里面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移，写书的想法也就出现了。我曾经与一对跟我母亲很要好的夫妇聊过天，他们都经历过那段时期。后来那个老太太去世了，但她没有意识到，她是个很好的故事叙述者。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好地叙述出来，所以写这本书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水到渠成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来自罗马尼亚的一支德意志少数民族，二战中及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到底经历了怎样一种特殊状况呢？
　　穆勒：罗马尼亚当时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后来苏联人来了，罗马尼亚就站到了另外一边。
　　1950年代开始，罗马尼亚胡乱拼凑了自己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载的是，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站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一边。斯大林要求历史这样记录：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在战争中都在斯大林这边，本国发生的纳粹罪行由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承担。斯大林要求把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放逐到苏联进行劳动以获得新生。那些被选走劳动的自然就是些无辜的平民，他们是德意志少数民族里17到45岁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人们制定了各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列表，按照列表把人一车厢一车厢地送到劳动营。这八万人中就有我的母亲，她过了五年流放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奥斯卡•帕斯提奥，2006年他还坐在这个蓝沙发上，转眼他就离开我们了。
　　记者：写这部小说您采访了奥斯卡•帕斯提奥很长时间，还跟他一起回访了他生活过的劳动营。
　　穆勒：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论劳动营这个话题，我们频繁见面，谈论，做记录。在多次的谈话过程中，他就在某个时间表达了想去那里的愿望。他给我们买了回程的机票。他在当地喝醉了，整天都不困。他吃了很多东西，没有节制地吃，吃了很多糖，要知道他在柏林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但是当年的一切都在他的脑海里无法抹去。他说，他想要证明在当时“吃”是多么有尊严并且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幸福，是有双面含义的，因为要知道，在那里当年发生了多少变故多少灾难。
　　今天我在这里，其实心情是很悲伤的，由于他的突然离世。那时候真的非常悲伤，三四个月里都无法继续写作下去，总是会想到我们一起聊天，说话记录的场景，还有他的手，他的眼睛，仿佛一切都在眼前。我后来意识到：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是那么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知道他的心愿，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做些什么，所以就开始尝试独立完成这本书。
　　记者：《呼吸钟摆》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了利奥波德，一个虚构的17岁男孩在劳动营里的生活。
　　穆勒：利奥波德想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小城市，去感受一个更大的世界也是一个十多岁孩子自然而然的愿望。另一方面，他相当天真地做好准备去劳动营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战争还没结束，去劳动营就意味着他不用参加战争，至少在那儿不用当炮灰。而且他还能离开自己目前生活的环境，但他不知道这次离开将意味着什么。
　　记者：利奥波德是一个生活在语言里的人。他经常给自己看到的东西命名，这个习惯也支撑着他生存下来。
　　穆勒：我觉得文字就像食物，语言也是可以吃的。人们把它吃到脑袋里而不是胃里。通过细致的感觉把劳动的过程、劳动所用的材料比如沙子、水泥、石块、石灰等等吃到脑袋里。然后这些东西就被拟人化了。长期的饥饿使他脑袋里只想着吃，什么都和吃的有关，所有气味都和吃的有关。有的闻起来像香草，有的像揣了馅儿的辣椒，有的像柠檬花、橙子或者烤香肠。他整天都在“吃”，他给劳动材料下定义，给食物下定义，这就是语言。
　　记者：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词比如“饥饿天使”，把感觉和观察拟人化。
　　穆勒：“饥饿天使”这个词是奥斯卡•帕斯提奥先说的。我敢肯定这个词不是他后来编出来的，而是当时在劳动营里就想出来的。他很可能为了重新感知自己把那时长期的饥饿感拟人化了。在这个层面上“饥饿天使”就是一个人物。书里还有其他很多拟人化的东西。我想，人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甚至会把实实在在的物体拟人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就会特别注意周围的每一样事物，比如一个跳蚤，身上穿的衣服等等。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而这些事物也定义了人本身。我觉得，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少，人们就越会用他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他们谁也不是了，什么都被剥夺了。
　　记者：劳动营里也有“幸福”，是一种让我们难过的幸福。
　　穆勒：有思想上的幸福，有嘴巴里的幸福。甚至劳动营里，人们死前看到的东西也能带来快乐和幸福。对于那些在劳动营里忍饥挨饿，终于不能再忍受这一切的人来说，死亡就是一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结局是未知的，没有人说：“你们在这儿要待五年，然后就可以回家。”和平的讯息来了一次、两次、三次，但劳动营的情况还是如故，人们觉得他们一辈子就这样了，再也出不去了。利奥波德觉得，幸福就是你发现了一棵薄荷草或者果子，不告诉别人自己吃了，虽然其他人也很饿。这就是嘴巴的幸福。思想上的幸福是比如有一瞬间你特别想家了或者陷入绝望，然后就产生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当你完全失去自我的时候，你爱上了劫持你的人。也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内心对自己放弃了，说就这么着了，我在这儿听任支遣。甚至这就是最外化的、最脆弱的、最反常的一种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人会产生一种和我们的普通现实完全不同的感受。
　　记者：当然他也有想家的时候。
　　穆勒：他用了他祖母的一句话：“我知道你还会回来。”这句话他每次在告别的时候都会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把这句后来对他那么重要的话带进了劳动营。他说，我必须找一个目标。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他就吃雪，这也是没法改变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在每一寸空间里寻找渡过难关的可能。（感谢王蓉、方奕提供翻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