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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穆勒:语言是可以吃的         ★★★

赫塔•穆勒:语言是可以吃的

作者:石剑峰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点击数:965 更新时间:2009-10-25 8:37:36
 

  据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4日晚间综合报道  赫塔•穆勒是黑色的。黑眼影、黑衣、黑裙、黑丝袜、黑鞋,还有德国人少有的黑发,冷峻硬线条的娇小脸型,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俨然一副女朋克的样子;而与稍后出场的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仙女”的表情比较,媒体又戏称她“老巫婆”。
  赫塔•穆勒也是忙碌的,诺奖获得者并没有摆出太多架子,临时被书展拉来,一下子就答应了,三天三场公开媒体活动,被全世界媒体尾随着去参观展位。专访?“不!没有时间!”站在记者一旁的男子、她的丈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赫塔•穆勒是有温暖的,谈起黑暗的劳动营,她不会有微笑;面对全世界的镜头,她为自己母亲的经历,为早逝的朋友奥斯卡•帕斯提奥黯然神伤,但坚强的她还是把泪止在了眼眶。诺奖对“年轻”的赫塔来说肯定不是终身成就奖,她是否会像库切那样获奖之后,文学上写作愈发犀利呢?
  法兰克福书展上,出人意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首次公开面对全世界媒体与读者,她很少流露出刚刚获得诺奖的那份喜悦,她更愿意谈的是她最为看重的新作《呼吸钟摆》和那段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营生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写《呼吸钟摆》这部全面描写劳动营的小说?
  穆勒:在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中,有一段文字是描写当年苏联、乌克兰的劳动营情况的。写书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我的母亲也没有跟我过多提及劳动营里面的事情,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现还是跟生活,跟曾经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有关。她来自一个小村镇,和我一样。她总会跟我说,今天他死了,她死了,劳动营里面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随着时间的一步步推移,写书的想法也就出现了。我曾经与一对跟我母亲很要好的夫妇聊过天,他们都经历过那段时期。后来那个老太太去世了,但她没有意识到,她是个很好的故事叙述者。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好地叙述出来,所以写这本书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水到渠成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来自罗马尼亚的一支德意志少数民族,二战中及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到底经历了怎样一种特殊状况呢?
  穆勒:罗马尼亚当时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后来苏联人来了,罗马尼亚就站到了另外一边。
  1950年代开始,罗马尼亚胡乱拼凑了自己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载的是,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站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一边。斯大林要求历史这样记录: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在战争中都在斯大林这边,本国发生的纳粹罪行由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承担。斯大林要求把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放逐到苏联进行劳动以获得新生。那些被选走劳动的自然就是些无辜的平民,他们是德意志少数民族里17到45岁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人们制定了各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列表,按照列表把人一车厢一车厢地送到劳动营。这八万人中就有我的母亲,她过了五年流放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奥斯卡•帕斯提奥,2006年他还坐在这个蓝沙发上,转眼他就离开我们了。
  记者:写这部小说您采访了奥斯卡•帕斯提奥很长时间,还跟他一起回访了他生活过的劳动营。
  穆勒: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论劳动营这个话题,我们频繁见面,谈论,做记录。在多次的谈话过程中,他就在某个时间表达了想去那里的愿望。他给我们买了回程的机票。他在当地喝醉了,整天都不困。他吃了很多东西,没有节制地吃,吃了很多糖,要知道他在柏林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但是当年的一切都在他的脑海里无法抹去。他说,他想要证明在当时“吃”是多么有尊严并且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幸福,是有双面含义的,因为要知道,在那里当年发生了多少变故多少灾难。
  今天我在这里,其实心情是很悲伤的,由于他的突然离世。那时候真的非常悲伤,三四个月里都无法继续写作下去,总是会想到我们一起聊天,说话记录的场景,还有他的手,他的眼睛,仿佛一切都在眼前。我后来意识到: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是那么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知道他的心愿,我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做些什么,所以就开始尝试独立完成这本书。
  记者:《呼吸钟摆》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了利奥波德,一个虚构的17岁男孩在劳动营里的生活。
  穆勒:利奥波德想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小城市,去感受一个更大的世界也是一个十多岁孩子自然而然的愿望。另一方面,他相当天真地做好准备去劳动营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战争还没结束,去劳动营就意味着他不用参加战争,至少在那儿不用当炮灰。而且他还能离开自己目前生活的环境,但他不知道这次离开将意味着什么。
  记者:利奥波德是一个生活在语言里的人。他经常给自己看到的东西命名,这个习惯也支撑着他生存下来。
  穆勒:我觉得文字就像食物,语言也是可以吃的。人们把它吃到脑袋里而不是胃里。通过细致的感觉把劳动的过程、劳动所用的材料比如沙子、水泥、石块、石灰等等吃到脑袋里。然后这些东西就被拟人化了。长期的饥饿使他脑袋里只想着吃,什么都和吃的有关,所有气味都和吃的有关。有的闻起来像香草,有的像揣了馅儿的辣椒,有的像柠檬花、橙子或者烤香肠。他整天都在“吃”,他给劳动材料下定义,给食物下定义,这就是语言。
  记者: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词比如“饥饿天使”,把感觉和观察拟人化。
  穆勒:“饥饿天使”这个词是奥斯卡•帕斯提奥先说的。我敢肯定这个词不是他后来编出来的,而是当时在劳动营里就想出来的。他很可能为了重新感知自己把那时长期的饥饿感拟人化了。在这个层面上“饥饿天使”就是一个人物。书里还有其他很多拟人化的东西。我想,人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甚至会把实实在在的物体拟人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就会特别注意周围的每一样事物,比如一个跳蚤,身上穿的衣服等等。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而这些事物也定义了人本身。我觉得,人们拥有的东西越少,人们就越会用他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他们谁也不是了,什么都被剥夺了。
  记者:劳动营里也有“幸福”,是一种让我们难过的幸福。
  穆勒:有思想上的幸福,有嘴巴里的幸福。甚至劳动营里,人们死前看到的东西也能带来快乐和幸福。对于那些在劳动营里忍饥挨饿,终于不能再忍受这一切的人来说,死亡就是一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结局是未知的,没有人说:“你们在这儿要待五年,然后就可以回家。”和平的讯息来了一次、两次、三次,但劳动营的情况还是如故,人们觉得他们一辈子就这样了,再也出不去了。利奥波德觉得,幸福就是你发现了一棵薄荷草或者果子,不告诉别人自己吃了,虽然其他人也很饿。这就是嘴巴的幸福。思想上的幸福是比如有一瞬间你特别想家了或者陷入绝望,然后就产生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当你完全失去自我的时候,你爱上了劫持你的人。也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内心对自己放弃了,说就这么着了,我在这儿听任支遣。甚至这就是最外化的、最脆弱的、最反常的一种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人会产生一种和我们的普通现实完全不同的感受。
  记者:当然他也有想家的时候。
  穆勒:他用了他祖母的一句话:“我知道你还会回来。”这句话他每次在告别的时候都会说。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把这句后来对他那么重要的话带进了劳动营。他说,我必须找一个目标。找不到食物的时候他就吃雪,这也是没法改变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在每一寸空间里寻找渡过难关的可能。(感谢王蓉、方奕提供翻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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