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
——新诗集《花前月下》自序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因病住院治疗，我的病床刚好与患重感冒住院的阿嫚（肖文萃）同在一个病室。
阿嫚也写诗，在离市区不远的乡村小学教书。她在我们那所盛产诗人的城市人缘极好。在我们住院的日子里，有很多写诗的、读诗的、或与诗歌有点关系都带着水果或是什么适合病人吃喝的营养品来医院看望阿嫚。
那些因阿嫚生病而来的人，看到我也生了病时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惊讶。一日，有一个本来已经准备离开病房的朋友，在走到门口时有些犹豫，后来他走到我的病床前很认真的说：“我突然发现：现在的你，是自我认识你以来最受看的你了。”
我一下没有明白他的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我更多的经历之后，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我。说白了，是不喜欢我的诗歌。从我起步写诗起，就有编辑善意地给我推荐受男性喜欢的女诗人。比如林子、比如席慕荣、比如……
我很感激这种善意，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让我笔下的文字来回报这种善意。
诗歌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内心独白。在这个冷硬的世界中生存，如果要使得自己生存得舒适一些，最好的选择就是柔软的活着。纵使你对这个世界有千般的不满，也得像打太极拳一样，柔软的出拳，像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敲在宝玉胸前的花拳。
或是“外圆内方”。其实我最反感这个连三岁小孩子都骗不过的所谓醒世铭言。它常常让我想起我女儿子蒹饲养的那只小乌龟，一有风吹草动，便缩紧头颅对外面的世界不管不顾。
我知道，上苍让我成为女子，他本来就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与我。可面对我生存的这个世界，我却无法温软起来。
掐着手指算来，从第一次发表诗歌到现在，整整20年了。回头看那些与我一路走来的文字，冷硬是我对这个世界选择的唯一表达方式。我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不会有几个20年的，我不企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的文字会划一个时代的留存下去。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的这些诗歌就是我走时的唯一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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