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鄙俗时代”与“神性写作”
张清华
题目是借来的，出自杨远宏发表在《第三极》第三卷“神性写作诗歌专号”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鄙俗时代的神性写作》，之所以将之“断开”来使用，是因为这两个词语的关系是多样的：既可以是对抗性的关系，也可以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还可以是整体的背景与部分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因为“鄙俗时代”可以孕育各种诗歌的可能，不一定都是“神性的写作”，也可以有“非神性”的、“下半身”的、“垃圾”的、或“低”的写作，但毫无疑问，神性写作对于鄙俗时代来说又是最具反照作用的。什么是“神性写作”？杨远宏非常准确和睿智的借用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唤起我的惊奇和敬畏”的“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很显然，每个时代的道德或精神价值都有人在悉心的守护着，不舍昼夜。这任务永远属于诗人或某种有痴迷性情的人。鄙俗时代供鄙俗的人享用着，但却给不鄙俗的人提供了留下自己精神形象和墓志铭的机会，相信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的人当然会执迷不悟，孜孜以求那时代之上、之下，或之外的东西。近年来我受到的诗歌民刊之多、质量之高，是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而且我也在惊奇和敬畏着这些守护者。在这个多学的冬天，翻检着这些出自鄙俗时代诗人之手的印刷品，我手心时时有出汗的感觉——如此地亢奋、激动、充满敬佩。几乎随手都可以找出一堆好诗，让我后悔和窘迫，刚刚交稿的“年选”居然漏掉了这么多的好作品。
在最初由打工族诗人创办的《行吟诗人》（总第十二期，二○○九年八月）中，我读到了一位叫“百安定”的作者的一首《流浪者索尔仁尼琴》，是纪念刚刚去世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俄罗斯广阔的国土，可供流放/比如西伯利亚，比如远东/比如白夜之光照彻的极地//然而你必须离开//俄罗斯容不下你/容不下比国土更大的自由//被国家废弃的人，像一堆废钢铁/不能喊出大地的伤口/朔风四起，吹过骨头”——
你是俄罗斯人，所以你必须离开俄罗斯
你渴望自由，所以你必须失去自由
提灯孤行，道路如蛇，俄罗斯鸦雀无声！
你必须离开，从而腾出
更多的劳改营、流放地，更多的锁链
更多的癌病房
“现在，流浪者索尔仁尼琴死了/心脏衰竭，脚步停止。/现在，流浪者索尔仁尼琴安睡，复活：/故土辽阔，芳草萋萋”。必须承认，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全身的血都在加速奔涌，我既为那个民族感到悲哀与艳羡，也深怀着这个民族的惋惜与自卑。因为每个民族都需要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每个民族诞生这样的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以血以泪，以命以身。
这就是“神性写作”罢！即便没有那样的作家和诗人，但我们也仍然有理解的语言和感受的心。
因此我想，这个“神性写作”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不是狭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二十多年前海子用他强大的语言与生命的穿透力，证明了汉语新诗可以诞生神性的诗歌，而今天，凡是在鄙俗时代能够坚持和理解、揭示和证实精神价值的写作，都可以称得上某种意义上的神性写作。这样的例子到处可见，就像女诗人晓音在回顾她和她的女性朋友们创办《女子诗报》二十余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岁月时所写下的一样——据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们曾不惜卖血出版自己的刊物，是因为她们坚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人类以诗歌为母语/女诗男织，华丽的词语/或金属的光芒，纷扬起来/成为城市的灯盏”，而她们所经历的艰辛和磨难、背叛和摧残，也都进入了时光和生命，“在时间的键盘上，玫瑰已经绽放/你和我，青春的血，或将凝固成/不朽的铁”①。你没有办法不感到惊奇和敬畏，这就是诗歌和精神的力量，它内部的不朽的意志和神性。
但这样的引用完全是偶然，不过我想这也足以证明精神价值在我们这时代的真实的存续。在诗人龚盖雄的笔下，这种价值还贯通这本土的血脉传承，在他的组诗《绝望诗前的火炬》中有一首《杜甫》，“……两颗星辰拉痛眼光的距离，突然呆住/太阳的赤脚陷入平地上最深的忧愁/千里万里都是一个词/连接比划走投无路转折幽曲，横向墙壁撞过去的顿挫/千秋万代都是一个名/沉郁的词里找不到一把钥匙打开心灵被冻结的锁芯/那么写吧……端起夜半秉烛短的手，拔出看剑引书长的目光/把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把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力量/用一双手小心托着/然后安放在精神历史，不可缺席的/诗歌浩大展开的台风中心……”一千年的气脉与境界就这样打开了，它表明那伟大的精神并未断绝，仍有与之息息相通的灵魂，和暗暗相接的幽径。
不过我们似乎仍旧要回过头来，再说说“鄙俗的时代”。诗歌和现实或时代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一个洁癖患者与肮脏环境之间的关系，混迹其间当然也是诗歌的一种方式，而且对于现代诗歌来说，崇高和精神性的元素，可能就是来自肮脏污浊的环境。正如波德莱尔“在巴黎的黑夜与街道上找到了社会渣滓，并从这种渣滓中繁衍出了他的英雄主人公”。本雅明说，“难道社会渣滓能够提供城市的英雄吗？抑或英雄便是以这种材料制造作品的诗人吗？现代主义理论对这两者都予以肯定。”②对于当代的中国诗人来说，从底层的生存景观中寻找诗意，从复杂的言说语境中寻找价值的悖论，是他们更现实的使命，因为本雅明也早就预言，“一切现代主义又都值得在某一天变成一种古典”。它的转化的依据，也正是这种看起来或许并不高雅的现实性和鄙俗感，而他的全部的不高雅与鄙俗感都会因为与现实的微妙关系，而转化成为一种反抗的因素与力量。
宋晓贤的一首《骗子》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它陈述的混乱的时代之病让我们几乎熟视无睹，“他们把石头拿到我面前/说，吃吧，这是面包，先喂饱肚子/他们把*溶液拿到我面前/说：喝吧，这是牛奶，可以强身/他们把北极的蓝色投影到乌云上/说：这是天空，这中间有你活命的空气……/他们把恐吓和一枚残币拿到我面前/说：收下吧，这是爱/他们把仇恨拿到我面前/说：这就是信仰”（《葵》总第九辑，二○○九）。这样的言说并不只是给人绝望，也还给人真实的记忆和提醒。同样例子的还有董辑的《命运牌破车》，它更直接体现了诗人的“在场”感与见证性，当然也更“恶”：“从一个狗女人的首发站/开往，另一个烂女人的终点站/总是加不满/金钱的汽油/偶尔抛锚在某一本书的深处/在午夜，伤风的引擎/在上帝的听觉之外/咳嗽着……”（《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歌专号》，二○○九）这大约也就是如今许多中国人的生存本相，鄙俗的、平庸但不甘的生存境况与心态。
我不准备举太多的例子，我总是认为，无论怎样极端的趣味和呈现形式，在今天的中国都不为过分，类似张玉明那样的精神分裂式的病相言说，类似曾德旷那样的自渎自虐自残式的表达，还有“垃圾派”、“低诗歌”的一些形相粗鄙但又不无精神自嘲与文化反讽意味的作品，我都会予以格外的关注。因为高雅固然可敬与可爱，有缘故的粗鄙也自有可怜和可悲可叹之处。本雅明富有历史感的预见并不遥远，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它所发现与关注的“社会渣滓”，不只已然成为了“古典”，而且还放射出了前所未有的美学光芒。而今这美学也在中国的现实中显示着活力，映照着隐秘的现实真相和精神的全部复杂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向度，我以为中国当代诗歌写得再美，再富有神性，也还是单面和不够真实的。
最后，照例要列出部分给我深刻阅读印象的民刊的名字：
《葵：诗歌作品集》总第九辑，二○○九，主编徐江；
《非非》（后非非诗歌及评论专号）总第十二卷，二○○九，主编周伦佑；
《女子诗报》（二○○八年鉴·二十周年纪念），二○○九，晓音 唐果主编；
《第三极》（神性写作诗歌专号）第三卷，二○○九，刘诚主编；
《新死亡诗派诗选》，二○○九，道辉编选；
《北回归线》第八期，二○○九，杭州出刊；
《坚持》总第六期（二○○九年秋冬卷），广子、赵卡主编；
《陆诗歌》总第三期，二○○九，子梵梅等；
《漆·十周年特刊》总第十期，二○○九，婉琦、吉小吉等；
《太阳诗报》总第二十七期，二○○九，张脉峰、阿翔主编；
《在路上·第三条道路十周年作品集》，二○○九，谯达摩等主编；
《行吟诗人》总第十二期，二○○九，刘大程等；
《自行车·先锋诗年刊二○○八卷》总第十二期，二○○九，非亚等；
《奔腾诗歌年鉴》（二○○八——二○○九），二○○九，奔腾诗歌论坛出品，铁骨铮铮主编；
《独立·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总第十五卷，二○○九，发星主编
……
断 其中《独立》以“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为题，刊出了藏族、彝族、回族、土家、羌族、还有台湾原住民等七十余位少数民族诗人的汉语诗歌作品，这堪称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了。编者发星令人振奋地预言到，“再过二十年左右，中国将全新地爆发一次中国个性色彩的文艺复兴运动”，另外在《陆诗歌》中也刊发了二十余位台湾“中生代诗人”的作品专辑，但愿这些都可以预示中华文艺的更大福音。不过我的乐观似更为现实，中国的诗歌确乎已然是在一种复兴之中了。
注释：
①晓音：《风过一九八八——兼致<女子诗报>创刊二十周年，《女子诗报·二○○八年鉴》
②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第98—99页
(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