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之晓音篇

（原载《诗歌蓝本》2005年总第一期第113—117页，主编：老皮。主办单位：福建龙海市作家协会）

时间：2004年5月30日

地点：北京·海淀VS广东·茂名

形式：网络

安琪：晓音好!今天北京时雨时晴的有点南方的感觉,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也是从一地到一地,就让我们从地域这个话题开始吧.能告诉我们你的行踪走向吗？

晓音： 安琪好！好像在网络上见到过一个诗人说你我是诗坛的两个女魔头。（笑）我是四川西昌人，从地理方位说在西南盆地的边缘。更确切的说它离云南的省会昆明比成都近。在八十年，诗人行走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那时不像现在有网络，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和外界对话，想见的好朋友可以在网络上面对面视频说话。

安琪：那么你是怎么从四川西昌出发,一路走到今天在广东茂名安下身来?

晓音：广东茂名在十六年前于我很陌生，我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茂名这个地名，是从一封陌生的来信信皮上看到的。那时我还没有把我的人生与这个词做过任何联想。我不喜欢西昌，大凉山腹地那种很边缘性的封闭让我时时刻刻想逃离。那几年西昌出了不少在中国诗坛有些影响的诗人和诗歌流派，像“非非主义”的周伦佑、蓝马、吉木狼格等。但是，除周伦佑外其他人都先后离开了西昌。那些日子我最希望我能到北京并在那里生活。19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1990年的北京对我太有诱惑力了，当时北京鲁迅文学院聚集了海男、莫言、余华、洪峰等当时已经有影响的诗人和小说家。可惜那次我在北京没有呆到三个月进修期满就给工作单位一封电报催回去上班了。记得离开北京那天，在北京火车站，我发誓回四川第一件事就是炒单位的鱿鱼！但是，当我在拿到辞职批准通知书的同时我就茫然了，没多久我到了广东茂名向卫国那里。他就是那个让我知道茂名这个南方石油城市的人。

安琪：然后你就和向卫国结婚了吗?

晓音：没有。上面我说到了第一次去北京的感受，我到广东茂名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样再回到北京。从单位辞职后，呆在老家无所事事，我主编的民刊《女子诗报》给文化局的“扫黄打非办”围剿了。那些年我周围也有很多人辞职，但他们都是有了目标才辞的，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不喜欢而辞工作的呆在那所城市就很不对劲。向卫国在1991年曾经去过西昌，是个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人，我把我的处境写信告诉向卫国，他毫不犹豫地叫我到广东茂名。所以1992年6月我到了他那。茂名相对来说比西昌好些，我可以很专心的写作，那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诗集《巫女》。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纸干过，但内心一直没有安宁下来。在广东大约呆了一年的时间，一日忽收到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来信，他告诉我北大作家班招生的消息并在信中附了一张报名表。暑假，卫国陪我去北京参加北大招生考试。那年考试的人特多，我没抱什么希望。考试完后我和卫国又回到了广东茂名。8月中旬北大中文系作家班录取了我,1993年9月10日，我离开广东到了北大。1994年卫国也去北大进修。1995年我北大毕业后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当签约作家，写长篇小说。1996年3月，由四川调到广东茂名卫国任教的这所地方大学中文系，同时与卫国正式结婚。

安琪：哎哟，经历这么丰富。晓音你可以说是第三代的漏网之鱼被收到中间代这张网里，不知为什么我遇到的第三代人都是经历过很多曲折的人，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你们自身的才华比较早熟，我知道你很早就办《女子诗报》，能具体说说吗？

晓音：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经历都差不多。社会主义最初级阶段的磨难几乎都给这代人独自承担了。我不是很正宗的四川人，先祖是被流放入川的江西人。西昌地处大凉山腹地，自古以来都是朝庭流放罪臣的地方。有史记载的名人海瑞等曾被流放到过西昌，这种流放史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的四川省文联在攀枝花建的“五·七”干校——湾丘农场。（攀枝花当时叫渡口，是西昌下属的一个区）。那几年湾丘农场集中了建国初期那一批大诗人，像流沙河、张志杰、蓝疆、扬牧、白航（《星星诗刊》主编）等均在那里长时期劳动改造过。劳改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苦难，但西昌后来出了那么好诗人却是与他们在劳改时播下的诗歌种子分不开的。“非非主义”的几个主力诗人最先的诗歌都是从《星星》诗刊走出来的。周伦佑还在《星星》工作过一段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民刊在四川风起云涌，在西昌就有《非非》（主编周伦佑）、《山海潮》（主编周治国、胥勋和）、《零零诗潮》（主编华文进、正楠）等十几家民间诗刊与各级文化馆的官方内部诗刊。而我搞《女子诗报》是在1986年开始设想，1988年12月正式创刊的。在1986年到1988年间，我带着想搞一个很纯粹的“女性诗歌”刊物《女子诗报》的设想去过西安，湖南、湖北等地，我把我的想法给我见到的诗人岛子、赵琼夫妇，江堤、赵晨夫妇等说了，得到他们很正面的支持意见。刊号是周伦佑帮我照1986年《深圳青年报》“现代诗歌大展”版式设计的。为组创刊号稿件，我专程去成都、绵阳等城市。《女子诗报》得到了万夏、杨黎、杨远宏、黎正光、雨田、女诗人潇潇、靳晓静等的支持和响应，创刊号很顺利地出来了。

安琪：你的叙述帮我们复原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史。我在北京的一些场合与一些理论家譬如吴思敬、张清华等老师交流时说到晓音，他们立刻就反应出“女子诗报”几个字，可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是有的。算起来也近二十年了，同为女性我深知个中甘苦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但我还是想了解一些与《女子诗报》有关的重要事件，能否请你继续做一个回顾？

晓音：《女子诗报》自创刊到现在已经十七个年头了。在十七年中《女子诗报》几经灭项之灾，如果不是互联网的介入《女子诗报》可能会永远地沉寂下去。我记忆最深是1989年新年的喜庆还没有褪尽，我就给市（安琪注：西昌市）文化局传去谈话，在文化局那间办公室里几个文化官员中的一个拿着《女子诗报》创刊号情绪很激动，他们几个人同时和我“谈话”，谈话内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女子诗报》没有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刊号，竟敢像《人民日报》那样印对开大报，是非法出版物，严禁出版！那天与我一起去文化局的还有《女子诗报》的主要成员钟音和枫子。出来后钟音朝我吐了吐舌头，枫子说她很害怕，万一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那天我倒没有怕，在内心只有一种痛，那种被扼杀般的痛。其实在《女子诗报》下厂印刷之前，在人的提示下我到文化局花十五块钱办过准印证手续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好在有那纸准印证，不然我早和《非非》的周伦佑一起“进去”了。最让我痛的是，后来我编了第二期却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印。万般无奈，我只好写信向诗人雨田求助，在雨田和诗人况明先的帮助下，第二期《女子诗报》终于在四川绵阳二重机械厂印刷出版，那是1989年5月，我和钟音筹集了550块钱专程去绵阳取回了报纸。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就在我下火车的同时，就收到文化局召我去谈话的通知，结果第二期《女子诗报》有一多半给没收了。回到单位，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那段时间我写检讨把手都写出了老茧。尽管在审问式的谈话中，我始终没有说出《女子诗报》是在哪印刷的，当时这对印刷厂来说是致命的。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来自于家庭的、单位的压力使我很沮丧。那些日子也是让我一生感动的日子。我收到了全国各地上千封信，在信中他们对《女子诗报》的关爱使我终生难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向处于绝境中的《女子诗报》伸出了援助的手。当时影响最大的《诗歌报》及时地为《女子诗报》刊发了出版消息，《作家生活报》1989年10月15日在头版配照片大篇幅发表了青年评论家大岛的《请记住这群女人——访女子诗报主编晓音》，另外《诗神》《湖南日报》《诗双月刊》（香港）等数十家报刊从舆论上给予了《女子诗报》强有力的支持。在我收到的信中有人寄来了邮票和钱，如果说当时我把《女子诗报》只是当作我个人想法的一种尝试，可大家对《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所寄予的厚望让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继续这个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的诗歌事业。第三期《女子诗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位热爱《女子诗报》的陌生朋友的帮助下出版，那是1990年3月。第三期的出现使文化官员非常恼怒，现在我不想再复述当年我所经受的那些了。在众所周知的社会大气候中，《女子诗报》无疾而终，我本人也离开了西昌。

安琪：你这段话让我想起梁小斌老师在网易做节目时谈到北岛当时写出“我不相信”这句话时所需的勇气，这些是今天的愤青难以想像的。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晓音不容易。说一个轻松的话题，谈谈你的夫君向卫国好吗，他可是我的知己。

晓音：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有很共同的东西，比如对民刊的热爱和对一些既定事物的反叛。认识他也是由于《女子诗报》，记得1989深秋，我正在写检讨书，收发送来了一封来自广东茂名的信。信是向卫国的，在信中他谈他看到《女子诗报》的感受，通过他的文字我感悟到他对诗歌所具有的那种一般评论家所不具备的评判力，信中他还附了他写的一小诗给我。当时我很感动，第二天我给他回了一信说了我读他信时的那种感动。这个细节在他的出版的文集《悲剧的叙事之初》序中，我很详细地表述过。我和向卫国从1989年秋天，从文字中知道对方到1991年7月他从广东到西昌，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到一起是天意。有人和我开玩笑，说你写诗办民刊这么多年，自己得到了什么？其实不用说了，我得到的都很具体，一个拼力支持《女子诗报》的丈夫和一个四岁就会说诗歌这个词儿的女儿。向卫国属于那种不愠不火的人，而我与他相反，经常大喜大悲大怒，俩人性格反差大，但能互补。

安琪：听你叙述和向卫国的爱情史真是令人羡慕，诗歌界像你们这样诗人、理论家结合的夫妻有很多对，像舒婷、陈仲义，王小妮、徐敬亚，马莉、朱子庆，向兄的单纯、善良以及对诗歌的前瞻，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理论家的可能。在诗歌界，他是第一个把中间代和70后写进诗歌史的人，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如果不能引领思潮也必须具备对新鲜事物的判断力和接受力，向兄正是在这点上引起了诗人的认同。你们夫妻平时是怎么协调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

晓音：《女子诗报》被迫停刊后，我心情很沮丧很灰暗。1993年在北大读书期间我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那时长篇小说出版很容易，我写了三部长篇都很顺利的出了。我1996年97—99年与四川作协巴金文学院，广东作协青年文学院都是以长篇小说作家的身份签约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离诗歌很远，几乎不看与诗歌有关的刊物，偶尔写点也是随便在纸上涂几笔就扔了，从来没想过要存下来。倒是向卫国时不时在家中会因为他看到一些好诗而提及到诗歌。真正让我重新对诗歌有了热情，是2002年6月我开始用电脑收取朋友的电子邮件，一天我意外地收到民刊《乌鸦诗报》主编徐东明的邮件，在邮件中他发来他主办的“千秋文学”网网址邀我去看看。我点击进去一看就不得了啦！在千秋网我看到了好多熟悉的诗人名字。那天，我把千秋网站上链接的所有诗歌论坛都看了一遍，就在那个时刻我决定重新在互联网上亮出《女子诗报》！我把我的想法给徐东明说了，在他的支持下，我在千秋文学网站建立了“女子诗报”论坛，那是2002年6月10号。《女子诗报》经过很短的时间就在互联网上重新进行了整合，向卫国那些日子和我一样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女子诗报》论坛一点一滴的进展。那时，论坛上每加盟一个女诗人都让我们惊喜。到2002年末，女子诗报论坛上汇集了唐果、白地、七月的海、虹影、君儿、施雨、施玮、丁燕、李轻松、李见心、沈利、西叶等实力女诗人，她们的加盟使女子诗报更有活力。《女子诗报》重现江湖并取得强烈的反响，使我重新有了写诗的激情，从1994年到2002年，在我的诗歌写作上出现了8年的空白期，这种空白让我和当今的诗坛，尤其是那些具有网络特征的诗歌有些距离。对我个人的写作，自1999年女儿出生后，作为父亲的向卫国更希望我全心全意地地带好他的女儿。人到中年大概都是这样吧。不过对《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他是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并为我们鼓与呼。

安琪：我时常听到见到某某人退出诗歌多少年然后又重出江湖，这在我至少目前是不可想像的，退了再出在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你和向卫国这种双方都是作家的夫妻在写作上会因为彼此太知道文人是怎么回事而互相牵制还是互相促进？

晓音：诗人与匠人有区别，诗人是天生的，他不靠后天的勤奋和刻苦。有些人一生都在写诗但一生都没有真正的抵近过诗歌。海德格尔把“诗”与“思”划过一个等号，其实没有写不等于没有想。一个诗人的一生把“思”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诗”的只是他“思”中极少的一部份。我远离诗歌8年之久，但重新再写诗时，我觉得时光并没有让我的诗歌记忆断裂。从我最初写作诗歌的时间看，我归属第三代诗人。就是现在我的写作也带有明显的那个时期的写作特征，就如马永波评说我的诗歌“主题重大”“大词写作”（马永波《女子诗报年鉴·2002年卷》34页）。我最初走上诗坛是1988年，正值诗歌“第三代”进入收割期，各路诗歌诸侯占山为王、呼风唤雨特别像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那时节，每个诗人都要有一个类似诗歌组织的接纳和认同。在那个杀声震天的诗江湖上《女子诗报》这个由女性组合的诗歌群体由于它温柔使“第三代”的末班车与我们擦肩而过。后来诗歌就遭遇了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期和文化部门对民刊的大围剿，无奈中与许多诗人同伴一样我转向小说写作。小说出版的顺利，使我彻底的疏离了诗歌。关于我们这个诗歌与评论组合的家庭，向卫国原来他也写过诗歌，后来转向了纯粹的诗歌评论。在对人对事上，我是感性型的，他是属于很理性那种人。我们这种对人对事不同的思维和处理方式对于家庭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能十几年能相守的原因。对于文化圈子里经常会有的风吹草动、或风花雪夜，大家彼此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比那些不知道的人好。至少，对虚的东西少了几分幻想。我回到诗歌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安定团结可能更有意义。而我自己现在对重返诗江湖的感觉是空前的好。你可以看看我2002年刚刚复出后到今年二三月间写的诗歌《六十号病房》《空房子》《祈祷书》《供词》等。

安琪：在诗歌界，你一向以女中豪杰的形象被人称道，这一方面体现在你创办《女子诗报》的二十年的不易，另一方面也与大家认为的你的诗歌质地的坚硬有关，你认为你的诗歌内核和诗歌之舌真是硬的吗？这硬在你看来是一种提升还是一种伤害？

晓音：我进入诗坛是八十年代末期，在我的诗歌中还有那个时期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从诗歌的表达上看，大主题、大题材、以承担人类的苦难为已任。你看过《女子诗报年鉴·2003年卷》，我把自创刊后的《女子诗报》1、2、3、4期做为附录放在《年鉴》后面，你可以看到几期《女子诗报》文论中我都谈到过“女性诗歌”这一词，那时所谓的“女性诗歌”大多是用一种身体语言在书写，这对女性写作是一种伤害。前两年很多人为“下半身”写作喧哗并怦然心动不已，而这类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女性写作中早就出现了，比如伊蕾、唐亚平等人的诗歌。可以说当年我创办《女子诗报》就是想有一个为女性诗歌写作而构建的诗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女性诗人不再是那种“一个著名的女诗人后面就会有一个或一群男性编辑。”也许是这种独立的理想让我的诗歌语言坚硬。我身边的批评家也说过我的写作不与时俱进，尤其是在诗歌网络化的当下，我那种坚硬换句话说就是沉重或是生硬。不过我自己倒一直觉得这种坚硬是我的特点。如果哪一天我的语言柔软起来，我想我就不是晓音了。

安琪：你的说法似乎是在为自己的不变做一种辩解，由此展开，你对艺术创作中的变与不变是如何看，譬如众所周知的毕加索的几个时期就是变的著名例子。

晓音：我倒觉得变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那么重要。中国自近代到现在不管是体制上还是艺术的表达方式方法上一直在变，到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可以看到变的结果了，这种结果不言而喻是悲哀的！因为我们现在谈诗歌，得把话题归入诗歌，不然就太宽泛啦。自九十年代末，由于网络的介入，大量的网络诗歌差不多走回了“五四”时期的打油诗或当下的“黄段子”写作。尽管那类诗歌我们读起来舒服，语感也好，可阅读之后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我一直认定诗歌是那种让人疼痛的东西，它应该是人类悲剧的预言和先知。不应该是流行歌曲式的与时俱进，大众要什么我就填写什么词。说实话，我第一次走上互联网第一次目击到网络诗歌那个瞬间的感觉是瞠目结舌！关于艺术的变我觉得不是“变”而是一种成熟。

安琪：也就是你认为应该是变得成熟的变才是“变”？

晓音：是坚守而不是变。不过我说的这种坚守不是顽固而是一种先保持自我的一种完善。比如我的诗歌，我也知道语言的坚硬会影响语感，但我现在想做的不是变，而是怎样让这种坚硬更加地有力但不露痕迹。

安琪：你觉得自己找到了你想要的完善了吗？我在创作过程中发现，诗歌中的激情因素真的很重要，而激情与年龄又是成反比的。你的诗歌写作的资源是什么，你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写下去吗？

晓音：完善还不能说确切地找到了。不过我觉得我的诗歌一直在向上走，朝着我自己想象的目标。我想，激情写作应该是三十岁前的事，三十岁后再说激情似乎就不再是少年狂的地种激情了。人到理智之年更需要智慧。说句老掉牙的话：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社会中我们有太多的不满，这些不满就是我们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另外，在生活中我们会因为激情而患得患失，可我们偏偏又不愿失去，所以得用写作来捍卫一些既得成果。不过在诗歌写作上我倒没有江郎才尽的落暮感。我早期的诗歌中原生态的东西多些，人到中年之后我的诗歌多了些元素，比如语言中的坚定与实在，这与早期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觉得写诗与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在女诗人中有很好的例子，如郑敏、王小妮。在国外就更多了，看看那些获诺贝尔的女诗人我们就有写下去的信心啦。

安琪：看起来晓音姐很有信心,行,套用一句俗话,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