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世纪一篇全面深入地探讨女性诗歌写作的理论文本，由庄伟杰博士和女诗人荆溪共同完成并发表于《百花洲》杂志2005年第4期并收入《女子诗报年鉴》2005年卷。——安]

70年代末以来华文女性诗歌窥探

文/庄伟杰  荆溪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华文女性诗歌保持着自身探索的立场和张力，创造出瑰丽奇异的诗歌景观。本文立足于宏阔的背景并透过特定的语境，既对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与写作身份的确立以及所展示的话语方式和实验精神进行分析和观察，又从女性诗歌及其部分诗人的个案评述进而纵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的境况等。旨在从整体上去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意向。同时，指出女性诗歌的命运和出路只能是行动和反省，在不至于丧失自我的前提下与男性诗歌共享和承担着现实世界的一切。并且认为新型的女性诗歌的建构需要新型的思考方式、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

女性写作作为一种存在性的言说或书写，仿如翩然起舞的蝴蝶，从被逐出的历史角落里腾挪跌宕地向我们迎面飞来，令人眼前为之一震。当我们返视历史幽深的隧洞，回眸20世纪前半叶的历程，女性的生命及其心灵史所历经的轨迹，似乎是不由分说地伴随撕裂男性话语权的姿态拍翅飞翔，去占领属于自身的花园和阵地，无论是在立场、视角、观点和话语方式上，都意味着从一种被束缚的性别奴役中挣脱出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降，女性意识的全面苏醒已为女性写作拓展了一种历史契机，并逐渐地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新质。

当代华文女性诗歌（群体）与女性小说、女性散文一样，在并肩前行中已扑向了一处坚实而特别的花园去采粉酿蜜，可谓一片春色动人情。女性主义诗人们总是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写作，并带着觉醒意识与先锋意识的话语成分横冲直撞，在世纪末女权主义文化思潮蔓延的当代文坛上显得尤为紧迫和醒目。女性诗人们之所以选择诗作为她们独立人格的精神标签，可能与她们的价值诉求、即建立在女性对命运的终极关怀上有关。“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①（翟永明诗句）。然而，在当今高度商品化的浪潮中，女性的心灵世界同样备受冲袭；尽管有一批批带着强烈女性意识的诗人在精神与物质的裂缝中，自觉地选择和坚守着自己的精神花园，找到并坚定地捍卫了自己的话语权，也取得一种实质性的收获。应该说，沉潜与默守、沉醉与诉求乃是她们留下的精神镜像，同时也潜伏着困惑与局限、焦虑与危机。女性诗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保持着自身探索的立场和张力，创造出瑰丽奇异的诗歌景观。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站在更为宏阔的背景并透过特定的语境，从女性自身的话语特征、写作身份和审美趣味及其价值诉求等方面进行探究式的观察和分析，以便从整体上去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意向。

一、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与写作身份的确立

如果说，女性小说因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新闻的论战性价值、同时开启了私人化写作的时代，而女性散文更多地集中在描写女性自身，即她们的生理、心理、理想和感觉世界的话，那么，女性诗歌则在社会中心价值之外诗性地表达了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基本拥有或构筑了一个多边形的精神世界。这或许与女性诗人沉醉于感性的生命写作有关。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以自身的主体意识为依托，去发掘对于内心的、生命的、母性的和人类的种种资源。她们在诗歌写作中，寻找自我的言说方式，并以女性诗人的敏感触角，去反思自身和生活，不断去感受和观照自身以及身外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是以冰心、丁玲、张爱玲、庐隐、陈敬容、郑敏等女性诗人和作家为代表，并且谱写了与男性知识谱系分权的妇女解放的文学主题的话；那么，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即将近三十年来中国女性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萌芽期，在婚恋、伦理、家庭等方面开始了女性自我寻找的阶段。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书写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角色，即女性的代言人来发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同时代的男性诗人并肩崛起，但这时的女性诗歌还不具备明显的女性个体意识。二、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之初，诗坛刮起了一阵黑色旋风。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为代表的诗歌，第一次明显地突出了女性个我意识。“黑女人”、“黑色沙漠”、“黑夜意识”，女性的性灵抒写、身份追问、以及心灵史的展现和袒露，呈现出女性诗歌进入了女性个我的自觉书写的发展阶段。不管这是否满足或迎合了“被看”心理，女性的个我书写确实推进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刺激着女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三、进入90年代之后，诗坛的热闹气氛急转直下。备受瞩目的是“美女作家”等非文学色彩的市场现象。女性诗歌遭遇一个肉体的暗流，文学在市场夹缝中明目张胆地迎合了男性话语世界。诗歌一时失语。直至90年代后期，随着整个社会对后现代思潮的审视、反思，女性意识才重新与80年代接轨。由于整个90年代，女性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更加强烈，参与面更加广泛，相对而言，21世纪初期的女性诗歌从整体观察似乎超越了80年代。这时，单一的女性视角趋向多维，在诗意发现、诗歌意象、语词实验、形式艺术、个我意识等向度全方位铺展，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女性诗歌审美态势。并且由个体结为群体，北方有《翼》诗刊为阵，南方有《女子诗报》为营，她们以集团式的面目出现，群星璀璨，遥相呼应，形成了当前女性诗歌的两大基本阵营。

这一南一北、一刊一报的两大女性诗歌阵营，无疑的是值得关注的。蛰居于北方的《翼》诗刊，作为中国首家女性诗刊，掌舵人乃是划入“知识精英”的学院派代表。主要成员有周瓒、穆青、安歌等。这只凌空扑展的《翼》，1998年创刊于北京。主编周瓒系北大中文系博士，其视野开阔，才智过人，在当前女诗人中，最具深厚、渊实的知识和理论修养，是学位最高的堪称学者型的诗人。在诗歌写作取向上，有人称其为翟永明的当然继承者，也许不无道理。

而作为当代诗坛首家女性诗报的《女子诗报》，自1988年在四川西昌创办之后仅出三期即被禁办，其命运就像辗转漂泊的浪人，坎坷曲折。即便打入首都北京也只能勉强出版了第四期，自此休眠。直至2002年起，借助网络优势，《女子诗报》在广东茂名登陆，重现江湖。短时间内，《女子诗报》论坛汇聚了一大批女诗人，主要成员有：晓音、唐果、白地、七月的海、荆溪、施雨、施纬、靳晓静、安琪、赵丽华等。

“女性诗歌”作为一种批评概念或术语，是根据女性主义的有关理论，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女性诗写者及其文本资料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起到相当广泛的影响，其旨意乃是从阶级意识形态史到人性史、心灵史和文化史。对于女性诗歌，周瓒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一文中认为包含两层意思：一、诗歌中有能够被称作“女性意识”的经验；二、这些经验正在被写作者不断地开拓和丰富，并最终赋予完美的或具有独创性的形式构造，而且，富有独创性的形式还可能构成独特的女性文体和风格。

而对于“女性意识”这个复杂而不断演进、变化着的概念，在普通教科书如《文学批评原理》中是这样解释的，即主要体现为女性通过思维、感觉等心理过程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全部认识的总和。^②周瓒在其文章中则进一步阐述说：“我们说到‘女性意识’，实际上更多地强调从女性书写者的角度出发，对生活、生命、现实、记忆、传统、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周瓒认为，这种“独特的理解”并非被归纳了的女性写作特征，它可能不是“女性化”的，而是“雌雄同体式的”或其它特征的。^③

作为一个女性，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样的，作为一个现代知识男性，也应对女性有一个基本的文化态度。不管女人或男人，首先要共同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是谁？女人是什么？有趣的是，据称大多数女性诗人皆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所写的诗歌也非女权主义的诗歌写作。而作为女性诗歌，她们也不愿纳入到政治话语体系和象征秩序之中，更愿意以女性的视角平静、客观、理智地抒写生活，她们喜欢沉醉于感性生命方式中去寻找灵魂的栖居之所，企冀生活理所当然成为男女两性平等面对的世界。对于爱情、婚恋、家庭乃是女性意识中最为敏感和疼痛的部位，那是她们感受世界和主体的最为敏锐的地带。她们更愿意把笔触伸入女性自身的际遇、命运和历史，去唤醒沉睡中的非主流话语经验，从而给诗歌的写作寻找到一个精神支点，让心灵自由放飞并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对此，诗坛长青树郑敏先生认为女性的诗歌写作是个人的，但她不同意与西方的女权或女性搅混。而且，自90年代开始，她相继写了《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等一系列对诗歌的语言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论文，指明语言潜伏着发现经验和悟性的宝贵资源，是诗人的故乡，是诗歌存在的居所和形式，唯有从语言切入方可抵达诗歌的本质、本性和本体所在。

然而，不管怎样，女性诗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登场，其身份角色和写作方式均是女性意识的能动映射，就像一只只化蝶正翔舞于一个更为悠远广阔的经验空间。

二、女性诗歌展示的话语方式和实验精神

当代女性诗歌从出发的那一天起，就一路风雨一路摇曳一路徘徊一路前行地走出一条令人惊叹的道路，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透过她们律动的淋漓尽致的诗行，我们看到她们是如何在诗歌的花园里开辟禁区、勇敢耕植，同时，以充满着女性独特的言说方式，让人看到了女性主体精神的自由生长。无论是面对爱情、家庭、婚恋和梦想，还是面对死亡、焦虑、伤痛和禁忌等诸多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其所倾诉和喷发的痴迷而疯狂的女性话语，的确令人刮目相看。它像影子似的追随着生命，并通过反思之镜，观照个体或集体经验的运行轨迹，无论是言说与幻想、潜隐与高蹈、还是丰富的内在情思，驱使着女性长期被漠视或压抑的状态，得以接近其本原力量。可以说，“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女性诗歌与男性诗歌一样，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接受了外国诗歌的启迪，参与了各种文学思潮的此消彼长。女诗人们对于自身、自身处境的私人化关注一方面有效地破解了男性化的意识形态禁锢，一方面带动了诗歌语言，乃至整个文学语言的创新。”^④由是，从某种特定的文化意义上说，女性诗歌是以自身的特色与男性诗歌共同构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框架及话语方式。

关于女性诗歌特点方面的论述至今已有不少，其中李保平先生的《被看群体的激情逃亡——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狂想的旅程》^⑤一文比较具有代表性，该文从内容上把女性诗歌的特点归纳为：1、淡化性别的感受；2、强调性别的感受；3、对女性整体命运的揭示与关怀；4、颠覆传统生命伦理；5、张扬感性生命体验。

其实，对于女性而言，或许诗就是整个世界，它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间位移里，尽管“女性诗歌”的根基立足于两个传统，即现代汉诗传统和女性自身传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女性意识自身的传统）。但女性诗歌在不断的前行中同样经历过裂变或蝉蜕，无论是在视角、内蕴，还是艺术品格和言说策略方面。回眸巡思，我们发现，性别意识的觉醒使80年代的女性诗歌步入了向内转的进程，即在女性诗人的文本中更多的倾注于书写女性内部生活和感受的特征，尤其是对构成人类欲望的性意识进行大胆袒露，对传统文化中妇女的心理结构展开冲击，那是对自五四以来女性文学“性恶”模式的突破，是当代女诗人营造自身“最安静最美好的时光”（小君《关于我》），并且为诗坛注入了一针强烈而刺激的强心剂。走向90年代之后，渐趋冷静的女诗人们意识到自身的神圣感和优越感正在逐渐丧失，诗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与普通女性并没有什么区别，诗人除了写诗或在写作过程中享受到那份快感外，还得过日子。这与吃喝拉撒、上班下班、造爱或睡觉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方式或自娱自乐的精神活动，诗的写作指向日趋平静和自觉。于是，置身当下，女性诗人们既保持心灵视角的前提，又将目光的触须向下移位，诗歌的书写渐趋日常化，乃至向传统深入，即注重在现实人生和历史文化的海洋里去寻找诗意和寄托情思。这时，女性诗歌在叙述策略上，与同时期男性诗人的叙事话语有所呼应，既注重呼之欲出于体内燃烧的语词，又努力深化女性自身的语言策略和多种手段力求贴近内心；既出现了向更加技术性的写作转型，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九十年代女性诗歌的个人化奇观。女性诗歌在这20多年所经历的艺术里程，显示了女性意识在艰难的嬗变中跌宕起伏的上升轨迹，也展示了女性诗歌的话语方式和实验精神，既有风光和歌声，也有迂回和蜿蜒。

诚然，语言犹如一朵朵盛开的花，当女性真正地用自己的话语重建历史和现实之时，她们就获得了表达女性经验的权力、获得了进入“女性写作”之境的通行证；她们所律动的声音，撕破了权力话语面具和男性话语方式中心，不仅表明了女性诗人的艺术良知，也可见女性的声音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复归。于是“当诗走到今天，当诗把她的翅膀长在当代女性的肩上，竟会闪烁如此夺目的光彩，并且以一种‘群体性’的显著特点，乃至以‘集团军’的态势蜂拥卷入诗坛上来？还有女性诗歌为什么在形式上或内涵上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有了更为深邃、广阔和坚实的拓展，把诗的触角延伸至心理的、生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个体的层面上，让诗歌的天地顿然亮丽无比起来，在事实上已然成为华文诗坛最具穿透力的独特诗歌群体？而如何评价当代女性诗歌？如何评价舒婷之后相继出现的女性诗人及作品？尤其是如何评价作为先锋族群之一的翟永明及之后的女性诗人及其作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成了相当棘手的问题，这无疑是值得批评界、理论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⑥

应该说，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女诗人参与到诗歌实验中来，其中个别者已走得较远。而是否走得太远了，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重要的是，女性也要秉承真正的艺术精神，在实验中发现，在实验中求证，在实验中扬弃。例如福建诗人安琪，其实验性诗集《任性》，从内容上看，《九寨沟》《任性》《轮回碑》等诗篇，已经进入较深层次的女性意识领域——那未被“看者”归纳了的女性意识层面。《任性》对语言的大胆拼贴、撕碎，尽管泥沙俱下而不乏诗性的妙组，多数诗歌都具备着一气呵成的良好质地。杨景科在《后“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新格局》^⑦一文中的评述是客观的，他说：“……她（安琪）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能力已被自己无情地拔高到历史的高度。”更有甚者认为，“……她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在当下的这个诗歌时代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⑧诗评家陈仲义对《任性》一书的赞赏也很鼓舞人心。^⑨

整个20世纪的艺术精神告诉我们，实验是艺术的真谛之一。当然，把握分寸不仅重要，也应该审慎。女性诗歌实验文本的出现，表明了女性意识在艺术真谛上的觉醒、摸索，表明了女性诗写者在自觉地向着灵魂的深层开掘进取，并由此不断获得独立创造的精神和自信。我们觉得，21世纪的女诗人们，要在艺术向度上获得更为本真的既深入当代又自由创造的、充满着博大的襟怀和震撼人心的价值文本，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可能同时会带来更大的写作难度，即有可能成为华文诗歌中“女性意识”的难点和制高点。对此，如果能有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理念，让诗歌成为自己表述存在的独特而最佳的方式，让女性诗歌不断地生成一种胀满本真色彩、高蹈生命活力的质感，那么，女性诗歌的盛宴将为21世纪华文诗坛留下精彩而厚重的记忆。

三、女性诗歌及其部分诗人阅读笔记

近二三十年来，女诗人堪称不让须眉，尽显头角，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优秀者。她们才情出众，经历不同，审美有别，趣味各异，形成了多元化的风格。她们都在诗歌中自觉倾注、渗透着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女性意识。哪怕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然而，一个自成精神生态的、诗意的、崭新的女性诗歌格局，并没有因为诗歌走向边缘化而艰难生长和在商品意识的入侵下而消失，反而日趋多样化。诚然，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如何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诗歌的品质也是值得女性诗人们深思的。尽管舒婷、李小雨、傅天琳、马丽华、筱敏、华姿、梅绍静、陆萍等“老”诗人已较少出山，或转走散文等写作路向；然而，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王小妮、张烨、陆忆敏、林雪、海男、张真等早期出道的诗人风头正健，锐气不减当年；李轻松、鲁西西、唐丹鸿、丁丽英、周瓒、穆青、胡军军、安琪、尹丽川、贾薇、曹疏影等新辈诗人不甘示弱，纷纷亮相。女诗人群体日渐壮大，如星光闪烁、繁花似锦，女性与诗歌仿佛天生就是一个整体，充满激情、活力四射。一波波女性话语的浪潮此起彼伏。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部分女诗人的身上——

（1）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舒婷

对于舒婷，对于这位朦胧诗的代表性人物，大家都很熟悉，她在当代华文诗歌的影响和地位，已走进当代文学（诗歌）史的走廊，无可争辩。恕不赘言。

（2）自白艺术：90年代前的翟永明

“黑女人”旋风就是由这个美丽的女人刮起的。天晓得，当年她是怎样从普拉斯那里获得了一种“超生”的力量？她自1984年写下组诗《女人》开始，便引来众多的不同眼光的广泛关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其“内心伤痛”和“黑夜意识”风靡一时。次年，她又端出一部小型史诗《静安庄》，把个人经验与时代生活互为映照。进入90年代，她的诗歌路数发生巨大的转变，另辟蹊径，去构筑一种新的诗学言说方式。“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你梦幻中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翟永明《壁虎与我》），这种超性别的话语已是女性意识之外的人类情怀即普泛意识，诗上升到对命运或历史文化沉思的高度。这是诗人悲悯壁虎内蕴的诗性传达。可以说，翟永明是当代华文女性诗人中的一匹奇异的“黑马”。

（3）自省、内敛、节制的叙事：90年代后的翟永明，周瓒

《十四首素歌》，语言透明，技艺纯熟。是诗人对前期的女性意识有了更进一步思索的结晶。换句话说，这时翟永明的诗转型而向内开掘，成为了智性的诗，向内的诗。她的后继者如周瓒、穆青等，知识丰富，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她们的诗歌往往具有知性而柔和的细节，内敛而节制的叙事。周瓒的诗善于让轻灵的感受和知识的底蕴互为内化，智慧的光芒与本色的语言在流动的叙述中寄寓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性别角色。其诗还特别讲究形式的整饬，畅达流注，虽然有的地方略嫌生涩，但整体上看，周瓒的诗就像她本人一样，端庄、肃穆、平静的脸容透露出一种来自内部的坚毅（似乎还有点莫名却令人心动的羞涩）。

（4）宁静、澄明、本真：王小妮，伊路

80年代王小妮还是朦胧小将，而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代方家。2002年《在重庆醉酒》显示了她诗艺上返朴归真的追求。相信任何时候文学都不会忘记了王小妮，尽管她选择了蜗居于一个文学的边远地带，却依然在心灵的底处从容坚守着独立的精神天地，在日常平淡的日子背后保持一颗恒久的诗心。她的《十支水莲》（6首）作为《诗歌月刊》2003年7期头条推出，之后荣获“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诗歌奖。这是一组可遇而不可求的佳作，诚如她的随感所言：“平凡清淡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诗意不是由公众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诗意在诗人那儿，交通工具决定不了什么。追求舒服，是对诗的反动，烽火连天才是诗的日子，这是被验证过的。”她的诗就像那摇曳多姿的水中之莲，多么奇妙、澄明、从容，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态、明朗自然的节奏、充满张力的语言、飘逸悠远的诗意，让诗的“可见性”在她的敏睿思维触角中律动成“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王小妮是一位后劲十足，在艺术品位、独立性和影响力等方面均有非凡表现的女诗人。

伊路一开始就沉沉静静地写也沉沉静静地收获，她的诗就像她的人，安祥、平和、纯粹。这几年来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安静，与王小妮的追求在本质上较为相近。你可以透过那阳台上的阳光，闻到她晒棉被时与母亲同样的呼吸。这时候即使风吹过来了，也改变不了那道呼吸宁静前行的路线。

（5）独异、飘逸、敏悟的天生诗人：张烨

张烨是一个喜欢享受孤独、天生敏感的女诗人，更是诗坛上写爱情诗的顶尖高手，她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轰轰烈烈地爱过/倒下也是壮丽与凄美”。她的独特之处在于情感锲入的深度及对诗的倾心倾情之恋，对人性和对历史忧患意识的深入展示。其诗的内涵缜密而深邃，充满着孤独的天籁、弥溢着内在的张力。其代表性的长诗《鬼男》是一部以民族文化为背景，融入宗教意识并能与时代精神意识相互撞击和交响的诗篇。

（6）强悍、坚硬之美：晓音，安琪

两人都试图开拓女性狭窄的视域，勇于发掘女性自身价值的生命体验，多少带有点狂霸之气。晓音内敛、沉郁、感伤，语言凝固；安琪狂躁、奔突、呐喊，语言突兀。她们的实验精神和自我书写策略相当大胆。这种开拓性的个性充分反映到她们诗歌活动中，一个成为《女子诗报》的领头羊，一个是所谓“中间代”的策划者。

（7）举重若轻，小中见大：赵丽华

日常生活的诗意体悟和通彻表述，善于化繁为简，平中见奇，赵女士堪称一绝，分明是唐诗意境中一个清洁、孤傲、优游，且不动声色然而聪慧绝伦的现代女性。“我拿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住着160平米的房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为什么我的缺憾总是很多/惊喜总是很少”（《如果我不在家，就在图书馆》），诗通过日常生活和普通琐碎的叙述，既表白了作为现代女性精神的忧虑、无奈或困惑，同时透过日常的表象律动出一种对于生活的开朗与豁然。

（8）疼痛、残酷、自剖式的叙述：李轻松

这绝对属于一个人的战争。如她通过死亡意识的视角，对深度人性的剖析和呈现，那是来自生命的疼痛生发的敏感和体味。进一步地说，女性在成长、觉悟过程中有多痛苦，李轻松的语言就有多残酷。

（9）口语和解构：尹丽川，巫昂

不管“下半身”有多么招摇，多么唬人，抛开市场激素的搅扰，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被咒骂的女人在诗艺追求、自身叩问和生命态度上，是比那些唾骂者更加较真的诗人。尹丽川比较随意些，巫昂则比较精致。她们写出了女性“身处”“下半身”的后现代感受。

当前比较出色的女诗人的确不少，手头收到的各种诗歌刊物也较多，似乎很难一本不落都读完，当然视界的局限可能也有所遮蔽，况且记名字似乎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不过，随着更多后起的女性诗人、尤其是70年代及之后诗人的介入，女性诗歌堪称气象为之一新，尽管其中鱼龙混杂却溢满绿意葱茏。相信随着文化素养日渐提升的知识女性诗人的诞生，女性诗歌的前卫们定然会不断地给诗坛叩响优美而亮丽的回声。就目前而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后起女性诗人还有：子梵梅、施玮、燕窝、路也、安歌、李见心、苏浅、唐果……等。

四、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的境况

谈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诗歌，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况且目前学术界或批评界对此也甚少关注，这给批评与阐释带来一定的难度。首先，必须明确台港澳与海外本身就是两个有别的概念，而且均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其次，许多诗人本身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即处于一种流动性状态。再者，由于地域或文化上的差异，体现在诗学立场、写作心态、文化转换姿态、语言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譬如：台湾与港澳、海外的澳洲与美洲与南洋（东南亚诸国）又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就文化转换而言，美洲与澳洲虽然摆脱了本土中国的制约，却仍以中国形象的身份出现，南洋是回溯向上；在语言方式上，澳洲、美洲是此在，而南洋则可延续到下一代。而且台港澳基本上仍归属于中国本土范围。凡此种种，的确有点纷繁，要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概括，同样有点棘手。

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透视，我们又会发现，由于传统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无法像男性同样程度去参与各种社会文化主流，况且在文学传统里，女性诗人的声音也相对微弱。相对于男性，女性诗人往往具有双重的边缘性。此外，从地理位置上，海外华文诗人本身已地处边缘；从诗歌自身的处境看，诗歌同样处于边缘的现状。为了论述或介绍的方便起见，让我们先把视线停留在台港澳地区的女性诗歌。就诗歌的整体风貌来说，台湾较之于港澳就来得繁荣和多样，即便与大陆诗歌比较，也绝不逊色。台湾的女性诗人在这种特殊文化空间中成长，是以坚持女性诗歌写作线路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双重姿态登上诗坛的。“老牌”诗人如蓉子、林冷、胡品清、罗英、彭捷、晶晶、张秀亚等人的作品，传达出与当时主流诗体并行的女性音声。到了七十年代，由于受台湾乡土文学回归运行的影响，依恋乡土和家园情怀更多地构筑了女性诗歌的新天地。张香华、陈秀喜、洪素丽、宋后颖、叶翠萍等人在诗之回归期颇有代表性。此外，冯青、夏宇、钟玲、席慕容、方娥真、涂静怡、庄云惠、斯人、曾淑美等都是台湾女性诗人中的活跃分子。她们既有对女性主义精神的激扬，又能在张扬女性意识中呼唤女性的群体觉醒；既有对女性躯体写作的叛逆，又能通过女性身体部分与生理经验的描述，来表现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既有对女性语言书写的自觉，又能对女性话语加以重建，对父权语言与男性神话起到颠覆或解构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诗坛上向男性中心领域挑战的“诗的复仇女神”夏宇，作为一个充满后现代意识的诗人，其对男权话语进行解构的文化策略，最具创意和震撼力。《蛀牙记》、《也是情妇》、《某些双人舞》、《考古学》等作品，尤其是《下午茶》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描写：“集体手淫过后一排坐在那里读着报纸标题每个晚上蜘蛛小便于他们流着口沫的嘴角蟑螂爬过他们交媾的身体下蛋于赤裸的鼠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绝种吗？”有意识运用淫词秽语来嘲讽男性的话语，其颠覆力度和挑战意味给人以惊世骇俗之感。当然，大多数台湾女诗人还是希望“把爱的关怀对象扩大超越‘自娱’创作格局，呈现出向上的飞跃的美丽姿态。”（黄殿琴语）^⑩总之，台湾的女性诗歌写作，与大陆相比较，有在不同的文学环境和社会风雨中孕育出各自鲜明的形象，也有在同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文化书写中，贯注着女性的生命波动乃至共同的精神血脉。

相对而言，香港诗歌的发展历程在整体上较为缓慢，直到七十年代以来，香港诗坛在诗人群体的形成、艺术风格的发展、诗对香港现实的锲入，以及诗对母体传统的继承等层面，才开始走向自立或自觉的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其诗人队伍的主体主要由三方面组成：有本土成长的中坚力量，有南来的即来自内地的新诗人，有台湾、澳门或海外移居或寄居的诗人。香港女性诗歌的力量同样薄弱、女性诗人也屈指可数。活跃于七十年代诗坛的有西西、钟玲玲等；亮相于八十年代的有胡燕青、吴美筠等，她们均属香港本土女诗人，仍然处在男性话语权力中心的边缘。南来诗人中，有一群活跃的女诗人值得关注，梦如、舒非、路羽、蔡丽双、夏萍、李剪藕、晓静和在内地已经蜚声诗坛的、以写爱情诗风靡一时的林子。近年来登场的有井蛙、马俐、萍儿、陈荭等，她们以女性的视野、经验和话语，在委婉的心灵倾诉、价值诉求和诗歌世界里，呈现出与男性诗人迥然不同的别样风光。

如果说，当前的大陆诗坛，女性诗歌势头甚猛，甚至有与男性诗人平分秋色的态势，真正拥有“半边天”的江山，说明女性诗歌不仅日受重视，而且在不断冲击与改变女性写作处于“被看”的境地，而台湾女性诗歌在自由伸展中拓展了女性自身的言说空间，是由于先行飞翔并始终坚持女性写作路线，已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流向的话，那么，香港（澳门诗坛现代女诗人堪称寥若晨星，能说得上的除林丽萍外，林玉凤、谢小冰等又以写旧体诗词为主。这里略谈）的女性诗歌与海外华文女性诗人在写作路向、审美意向、价值取向以及整体力量方面似乎较为接近。印象中，香港的女性诗歌与海外女性诗歌由于同处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地带，因而传统的典丽和现代的感觉交相辉映，构成了女性诗歌既迷茫又清醒，既古典又现代的风格特征。在海外女诗人中，无论是人数或作品的数量都大大少于男性诗人，但作为世界的一半的女人，她们的写作姿态和立场与男性诗人相对平等，由于她们是一个有时代影像和移居背景的特殊群体，其创作特色也必然从海外诗歌多层面的比较中反映出来。从性别角色看，女诗人的作品相对于男性诗人作品的特色；从时间维度看，80年代及之后移居海外相对于以前或更早的海外女诗人的特色；从地域文化看，从大陆移居到非母语异质土壤的相对于海外出生和成长仍以华文为母语的诗人的写作特色。由于海外女诗人是海外华文作家中堪称最为分散的一个群体，加上在高度商业化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女诗人的作品发表的机会和空间微乎其微，结集出版则属凤毛麟角。限于视野和篇幅，这里不作分析展开，只作简单罗列。

在海外女诗人中，值得关注的，如旅居英国的虹影，她是一位敏锐而充满激情的超现实诗歌书写者，更是一位“胆大包天”的女诗人，她说“你们男人把女人看作猫不过是作为一种宠物，玩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女人为何不能对男人这样呢？”如此这般的口吻乃是对男性世界够胆的颠覆。现居瑞典的女诗人张真则豪迈地宣称“女人不属于国家和教会”，并说“唯男子与小人与猫难养也”，简直是离经叛道。而移居美国的陶宁、小君、施雨、施纬等则在独立的内心世界与诗的对话中独语。相对而言，先在新西兰后移居澳洲的麦琪（其诗集有《天边梦边》）则有点顾城式的味道，也许是顾城的诗歌引发了她的写作欲望。在澳洲的华文诗人中，女性诗人可能较具特色而且人数也较多，西贝、子轩、如冰、曼嘉、郑枫、璇子、陈尚慧、胡涛等等，皆各呈姿态，她们大多是出生于60年代而后于80、90年代出国的，评论她们很难用现代、后现代、先锋、传统、民间等术语来贴标签。由于她们的经历迥异，如今又置于异质文化圈中，应该说她们的作品往往是各种主义派别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在日本的林祁、燕子，在荷兰的池莲子，等等，同样是从大陆移居国外的女诗人。此外，东南亚诸国中华文女性诗人中较为活跃者如新加坡的淡莹，菲律宾的谢馨、施素月，印尼的晓彤、袁霓、茜茜丽亚、明芳，泰国的陈雨等。

五、并非尾声的结语

诗歌以其独具的精神性和纯粹性而成为文坛的某种标志。诗坛的激扬与沉潜、兴盛或衰落，往往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并备受人们的格外关注。20世纪诗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辉煌之后，从九十年代开始失去了固有的尊贵，由中心滑向边缘，如一个遭遇冷落的皇妃，在寂寞中独守或徘徊。诗歌地位的这种变化具有何等意味？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诗歌将扮演什么角色、会有怎样的走向和命运？这些不仅是诗坛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华文诗歌发展的诗人、学者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同样，相对于80年代来说，华文诗歌是沉然而寂寞的，没有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没有三呼万岁的诗人和作品，没有大量的存在的如痴如醉的读者群体，更多的只是诗人圈子内的低唱浅吟、呢喃诉说，更没热闹非凡的传播影响，女性诗歌也难逃劫数。而今时过境迁，社会拜物风潮盛行，物化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以情感感悟或精神思辨为旨趣的诗歌因为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而陷入困窘，诗歌面临着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取向。倘若说，在女性主义滥觞之初，增强女性写作的女性意识可当作是对强大的男权文化采用一种矫枉过正的颠覆；在当下女性主义越走越深之时，女性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在场显然还需要渗透和突围，从而改变自身的审美趣味。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自7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一段螺旋式态势和嬗变的女性诗歌，应如何去寻找新的情绪、新的感觉、新的格调和新的资源呢？是否应强调其独立的存在价值、或力求超出女性意识之外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呢？

行走于往来的路上，女性诗歌的命运和出路只能是行动和反省，并在不至于丧失自我的前提下与男性诗歌共享和承担着现实世界的一切，而且新型的女性诗歌的建构需要新型的思考方式、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诚如虹影在《形象》一诗中的表达：“我征服峰顶/记录浮云/古堡上空，群山莽然升起/再次成为一个运动……”

                                          2004年冬日写就

注释：

① 翟永明：《女人组诗·世界》诗句。

② 参见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③ 参见周瓒：《行动的诗歌与诗歌的行动》，转自白烨主编《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④ 西川：《从poetess到woman poet 》，转自黄礼孩编《狂想的旅程——新女性新诗歌》，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参见《女子诗报·2002年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⑥ 庄伟杰：《女性诗歌的一种观照与描述》，《国际华文诗人》创刊号2002年·秋。

⑦ 参见《女子诗报·2003年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⑧ 参见向卫国《目击道存——论安琪》，《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

⑨ 参见陈仲义《纸蝶翻飞于漩涡中——论安琪的意识流诗写》，《扬子鳄》2003年第四期。

⑩ 参见周俊主编《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福建诗坛三姐妹：荆溪/伊路/安琪，2008年8月，福州。谢宜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