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办2.5周年及停刊特辑六]

回忆《诗歌月刊·下半月》

70后批评家、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荣光启

[荣光启，1974年1月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5～2002年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工作。2002～2005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习。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汉诗研究。有《“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论》（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等论著。]

在少年时代最令我敬佩的刊物是安徽合肥的《诗歌报》月刊。1993年的时候，我们宿舍这些爱好文学的男生当时还不会谈恋爱，最崇拜的是几本书：一本是南野的诗集《纯粹与宁静》，好友甲有此书，好友乙借阅之后爱不释手之后拒绝返还，于是好友甲与好友乙为此去了校园里的一座山上决斗，结果好友乙鼻青眼肿地回来但诗集从此也被他据为己有。另一本是南京出版社1991年出的那本《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因为这两位的死，他们的诗作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简直非常神圣，这不用说。而长期膜拜的，时常被我们追逐的刊物，除了登载先锋派小说的《钟山》、《收获》、《花城》之类，就是《诗歌报》月刊。我记得有一次听说该刊编辑（好像是祝凤鸣先生）来到隔壁宿舍，我们宿舍几个诗歌爱好者那种艳羡的心情非常剧烈（隔壁不就是谁谁谁吗？他的诗有什么了不起？）不知那几位有没有马上去朝见，我是犹豫了半晌，待到想去隔壁宿舍瞅瞅，编辑先生已经离开，我只看见了楼道尽头那个伟岸的背影，那种卑怯与遗憾至今还能体会。《诗歌报》月刊装帧、印刷其实一般，但在那个时代，有诗就够了，那里面的诗好，尤其是该刊每一期封底的那一首诗，人们往往印象深刻。我记得当年有一期《诗歌报》月刊的封底，大概有这样的诗句：“我应该是马/光滑的羽毛/一身纯黑/在阳光下发亮/在水边忧伤/……让我们在风雨之后相爱/在草原深处抚养我们的孩子……”多年之后，我已不能确切的记得这首诗，更忘记了它的作者，但此诗如此形象地对应着我们大学时期的某种青春情怀，想来叫人感喟，为此多年来我一直感念这份叫《诗歌报》月刊的杂志，爱它的整体，爱它其中的插图。

1995年毕业之后，在广西读研期间，似乎就与《诗歌报》月刊断绝了联系，但几次在刘春的卧室里看见他墙上的黑白画，顿时想起，这些画就来自于《诗歌报》月刊，刘春是将它们复印放大了。但之后就真的与《诗歌报》月刊联系少了。直到2001年，才在刘春那里获悉原来该刊中间停了几年，2000年又复刊了，不过从刘春的《2000年中国诗坛事件》一文中看出，好像不能简单认为后来的《诗歌月刊》就是当年的《诗歌报》月刊的复出：

众所周知，自80年代中期以来合肥宿州路就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一个在青年诗人中深有影响的诗歌刊物《诗歌报》月刊，该刊创刊之初便因为与《深圳青年报》合作举行的“现代诗大展”而深受青年人欢迎。海子仙逝后，该刊对“海子二世”“海子三世”们的着力培养也有目共睹。1994年以后，《诗歌报》在诗坛上的几浮几沉也是圈子内的闲谈话题之一。《诗歌月刊》和《诗歌报月刊》一样由安徽省文联主办，编辑部也设合肥市宿州路，现任主编是当年《诗歌报》的编辑王明韵，因此人们习惯于将《诗歌月刊》的创刊当作是《诗歌报》的复刊。可是我总记得《诗歌月刊》出版前，一些媒体的报道没有将它与《诗歌报月刊》相提并论，编辑部也没出来作出说明，毕竟人们议论越多就越能扩大刊物的影响，如此廉价的广告到哪里找？令人遗憾的是，《诗歌月刊》创刊号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出色，过于宽松的行距和大量“杨键风格”“庞培风格”的诗歌以及平庸的理论作品把这期刊物衬托的单薄而凌乱。值得庆幸的是2001年的几期《诗歌月刊》已基本上将这些毛病改过来了。

刘春对中国诗歌民刊有大量的收藏亦颇有研究，我缺乏这方面的天赋，只是对某些刊物有些不准确的记忆和个人的感觉。2002～2005这几年在首都师大读博士期间，因着老乡余怒的缘故，我一直享受到合肥的《诗歌月刊》的赠阅，印象中此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余怒主持的“先锋时刻”栏目，很值得关注。而每一期封面上那个类似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伟大诗人的黑白照，更是叫人肃然起敬。印象中是到了2006年的什么时候，突然开始收到一种新鲜的、也叫《诗歌月刊》的刊物，开始狐疑《诗歌月刊》怎么由合肥搬到北京了？后来发现不是，是一个变成了两个，这个好像页码多一些、照片多一些、印得好一些的《诗歌月刊》，是另一班人马在编。又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是两个变成了三个，在北京，又出现了一个叫《诗歌报月刊》的杂志，这让我一阵糊涂，不明白一个刊物有上半月、下半月也还罢了，怎么又回到了以前的名目？让我莫名想起老聃的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07年10月某次会议上，终于有幸碰到了《诗歌月刊》总部合肥来的人，总部的人终于给了一个答案，鉴于诸多原因，此答案在此不表。

2006年开始，余怒好像不再担任合肥《诗歌月刊》的编辑，我也就享受不了免费阅读该刊的待遇了，虽然期间仍有几期杂志寄过来，但让我印象更深的是连续、一期不落地从北京飞往武汉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从此，我对合肥《诗歌报》的记忆落实到这份越做越厚的北京杂志上去了。（2007年还曾收到杨义巢先生的诗集《巢时代》，也非常感谢，很感谢这位安徽老乡对我的信任，但因种种事务，未能就《巢时代》请教于杨兄长，实在愧疚，而不久见霍俊明兄极有文采的文字《面对一片灰烬中那唯一的花籽——老巢和他的“巢时代”》，很感欣慰。）至今案头已累积几十本《诗歌月刊·下半月》，很有几期上面有一个个我认得的同志们的俊美影像，看起来很是满足。应该说这其中，连接我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应该主要是女诗人安琪。

我不知道安琪如何对我有些印象。我对安琪的最初印象则来自我的导师王光明先生，大约2004年他在一次上课时提及当代一些诗人，其中有安琪。王老师当时应该是说安琪的福建时期的某些诗写得不错，我在诗歌欣赏上并不盲目附和谁，但对于王老师，总是很信赖他的评价，他说谁的诗不错，我一般最后也会认为不错。几年之后，当我向王老师推荐我喜欢的诗人，王老师也喜欢说：“好，你说不错，那就不错”，当然，这是王老师对我的鼓励。我从此对安琪这位福建的女诗人有了敬重与好感。

虽然在“中间代”的命名问题上我并不赞同安琪，但我一直敬重安琪的诗歌写作，我认为她是当代中国女诗人中执着的一位、很值得关注的一位。虽然“中间代”的提法我不赞同，但赞同的人还是多数，以至于这个名目渐渐为人接受，也进了权威的诗歌史。洪子诚、刘登翰二位先生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在第十三章《90年代的诗》最后段落，就提到《中间代诗全集》。有意思的是，在提到该全集“入选的诗人有80余位”之时，此书以注释的方式列举了《中间代诗全集》中的诗人38位，其中并无“中间代”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安琪”，这让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不列这个诗歌“流派”的命名者的名字？是著者疏忽？或是认为该概念和全集本就是她所为而不用再加列举？2005年9月28日，首都师大国际文化大厦举行“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新收获研讨会”，会议是讨论张桃洲和姜涛两位师兄的新著。会议当晚，当时已离京去武汉的我很想见见在京的几位诗人，其中就想到了安琪，想到安琪所住的地方离首师大较近，就与霍俊明、赖彧煌、崔勇等人一起诚邀安琪出来一聚，安琪爽快答应，结果是我们几人一起北洼路某个茶庄小坐，原因是温州帅哥崔勇在那个茶庄埋藏着一盒好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安琪。安琪很安静，语气很中和，但内心想事情明显很坚决。印象不错。我与她谈及《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说到《中间代诗全集》时提及的所列入该全集的诗人名单，她好像并不在意。这给我印象很好。

感觉安琪的大度还有一件事：在她为《诗歌月刊·下半月》的《中间代特大号》约稿时，我明确地说我不赞成“中间代”这个命名，但安琪还是愿意要一篇我的文字。在2006年11月份《诗歌月刊·下半月》总第10/11期上，有了一篇其实是批评“中间代”命名的文字（《对当代中国诗歌命名问题的反思——从“中间代”开始》），在那篇小文中我以为——

当代中国诗歌的命名是否一直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朦胧诗”之后的诗人被称之为“新生代”、“第三代”；世纪之交崛起的一批1970年之后出生的诗人自称为“70后”。而“介于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一些诗人，则自称“中间代”。“70后”之后，又有“80后”、“90后”。在文学命名数字化、时间化及追“新”逐“后”的积习背后，我们有没有必要追问：如此简单的命名能否凸现一代人其写作在诗歌本体维度上的真正状况？而“下半身”、“垃圾派”等命名，是不是现代汉语诗歌唯“新”情结的极端推演下的必然产物？当代中国诗人是不是太急于在文学历史和商业社会中标明自身形象，以至于普遍缺乏从诗歌本体角度标明自身的写作特性的意识？

当代许多文学命名者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劣根和当下病情的缺乏了解，同时还包含着实现自身梦想（也成为文学史史上的“一代人”）的急于求成。其实这不仅是“中间代”命名者的问题，我也只是对当代诗坛一种现象的反思，并非要批评那些可敬的诗人。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反映了大多数当代中国诗人对诗歌本体、对诗人在时间中的职责认识的贫困。我还列出二战后美国的当代诗歌中的“中间代”，那个“中间代诗人”是介于意象派、新批评派等写法和垮掉派、自由派等风格的“中间”，这个“中间”完全是指抒情风格和诗学技艺等方面的某种过渡或居中的状态，指向的是诗歌写作的本身。而我们的命名通常是从“人”在历史时间中的位置出发，而不是从“诗”的本体探寻的特定状况出发。——在那期《中间代特大号》中，恐怕就是我在提出批评意见，尽管如此，安琪还是大度地接受了。

在诗歌写作上，我感觉安琪也是一个大度的人，我的意思是在经验层面上她呈现出超越于一般女性诗人的丰富性，在诗歌的形式上她常常有创新、有罕见的激情与创造力。在2007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南宁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草就了一篇关于安琪诗歌的文章，虽然缺乏精密和深度，但还是透露了我对安琪诗歌写作的尊敬和她已有的成绩的羡慕。我相信她的写作是有意义的，她的作品也是值得评论家阐释的。安琪是这个时代少有的擅写长诗、也较高产的女诗人，这表明了她内心的丰富与言说欲望的强烈。内心丰富情绪激动的人多，能用语言顺畅表达出来的人少，能用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学类型的诗歌来表达的人就更少，因为诗歌是舞蹈也是锁链，没有高超的技艺难以为其所用。而很久以前，安琪就表现出非凡的诗人天赋，她不仅以诗歌表达她的内心，她还擅长以长诗来叙述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验。有学者高度赞扬安琪的《节律》和《未完成》、《干蚂蚁》等几首长诗，认为这几首诗“以对矛盾、冲突的语境的出色组织，以对感觉、想象、语言和旋律的成功驾驶，沉郁有力地歌唱了爱情、诗歌和死亡的崇高主题，使这些主题中许多分裂的个人感觉得到了想象和语言的整合，从而丰富了读者对它们的感受和意识。这是内心痛苦的紧缩，而精神却在光的引领下向上飞扬”（《第四届柔刚诗歌年奖·授奖辞》，王光明执笔，1995年12月30日）。

读过长诗《干蚂蚁》的人恐怕会有这种体会，安琪虽满腹诗情，但在表达上并不因丰富而紊乱，她非常善于一些独特的意象或情境来组织想象、安排情感经验有节制有秩序的言说，而在这种言说之中，那些意象或境界也变得丰富动人，感人至深。也许2000年3月创作的长诗《轮回碑》更能反映出安琪诗歌写作的自由和积极的探索精神。也只有基本的诗歌技艺娴熟了才能有这种探索精神。此诗已不是一般的诗歌，而是各类文学类型的混杂。对一个文学写作者而言，当某种巨大的元素的召唤太强烈，当内心的积郁已无法忍受，也许写作会超越通常的形式，有人以生命和行动书写，有人破坏文本本身。同时，此诗也许是安琪在尝试一种极端化的写作。以极端的文本实验来创作新的诗篇，来探寻新的言说复杂的个体经验的可能。她在《艺术这个词》一文中说：“极端永远都是艺术的一种境界，你必须与众不同，所以你必须极端。杜尚之后的艺术家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了极端的可能，他们不能再把生活信手拈来成为艺术，因为那已不是艺术，而是杜尚的赝品。”她身上有种对艺术的执著的热情和深深的无奈。

作为一个女性作者，安琪近年诗歌写作的性别意识其实并不明显，她的诗作感人至深的是那种个体生存的人对生命、命运的反省意识，这种意识使她的诗脱离了许多女诗人沉溺于个人细小感觉和怪戾的个人经验的狭隘。她诗作中的感觉、经验有时候比一些男性作者的诗作还要清晰、准确、坚硬。有时候，安琪的诗作又性情舒展、境界阔大、情绪激昂，显现出一种男性写作者才有的慷慨悲歌的风格。在我眼里，她是充满活力、内心丰富技艺亦丰富的诗人。她的创造力是如此旺盛，以至于她的诗风总是变化多端。这是当代诗坛一个形象独特的诗人，人们可能对她有褒有贬，但人们不能不钦佩她身上那种为诗歌痴迷为诗歌热心奉献的精神和在诗歌写作上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意识。她的长诗《未完成》也许是她一生的象征。她的诗歌写作确实是“永远未完成”的。她“在路上”，她在北京奔跑，她的写作在日渐成熟，她是当代中国一位值得敬重的女性诗人。

也是这个原因，当2008年4月25日上午10：46我接到安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大意是《诗歌月刊·下半月》因故要停刊，现约稿一篇以示总结或怀念，我在讶异、惋惜之余欣然接受。主编老巢和责任编辑安琪、刘不伟以此刊物为阵地，为当代诗歌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他们应该还有很多想法未能展开，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实在可惜。不过我想他们身边有一些可信赖亦有条件的诗人朋友，还是可以另创局面，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又不必可惜。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诗刊，是始于安琪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停刊前四处约稿，虽被拒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诗人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停刊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是模仿鲁迅先生的话，无他，只是对《诗歌月刊》下半月时期的老巢诸位及女诗人安琪作个“纪念”。

                                   200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