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办2.5周年及停刊特辑五]

面对“结束”，又该如何谈论“开始”

——关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随感

70后诗人、批评家、文学博士、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博士，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新诗与文学史学研究。]

此时正是五月的北京，玉兰已经落了一地。公园和街头的植物已经沾染了越来越浓厚的城市的灰尘。当安琪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各种原因《诗歌月刊·下半月》要停刊的消息时，我不能不惊讶，同时这也似乎印证了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却终于变成了现实，这可能就是人生也好，文学也罢不断上演的戏剧性。我曾在2007年冬天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安琪、老巢和光头的摄影兼编辑刘不伟。我曾对在场的一个朋友谈到我对《诗歌月刊·下半月》的忧虑，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纯凭个人行为的诗歌刊物，在一个愈益欲望化、消费化的后工业社会，其存在不仅是艰难的，更可能是“面色可疑”的。因为，一个带有个人和自由色彩的诗歌刊物，其面临的困难，出版、发行、盈利、受众、资金，都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着一份诗歌刊物的“结束”，我不知道该怎样谈论她的开始。

让我不能不尴尬的是，一个刚刚绽放笑颜和美丽腰肢的少女突然之间就化为了尘埃和梦影。当我，以一个老读者和经常露面的稿源提供者的身份来面对《诗歌月刊·下半月》结束的那一刻，我承认我的遗憾甚至心痛。尽管，我知道有很多人对这份刊物并不满意，甚至对这个刊物所组织的一些诗歌活动、诗歌事件和诗歌奖项抱着相当争议的态度。我承认，老巢、安琪等主办的这个《诗歌月刊·下半月》确实在一些栏目设置和诗歌活动的考虑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陷和遗憾，但是我更想承认，从私心里我喜欢这份刊物，因为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我逐渐见证了这份刊物的成长、成熟甚至她的与日俱增的影响。说到此处，肯定会有人认为作为批评家的“我”又充当了一个捧角的角色，但是，我个人决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说出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不管是我对这份刊物的小小的不满，还是我对这份刊物不言自明的偏爱。

当我刚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夜从书柜底下和书桌的角落，抱出厚厚的一摞《诗歌月刊·下半月》的时候，我的心情同它们一样沉重。这些崭新的刊物还没有来得及尘土的光顾就要掩上她还依旧光鲜的门扉，这肯定不只是一种遗憾的心情所能够形容的。我承认，我必须重新翻看这些或厚或薄的刊物，看看两年来，这个短暂的诗歌刊物（或许她还有可能重出江湖的日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诗人、批评者甚至21世纪的诗歌史提供了怎样的信息甚至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也会相信，在多年过后，在一个潮湿或布满阳光的日子，灿烂的银杏树遮盖下的图书馆里，一个女孩静静地打开这份诗歌刊物，看到上面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仍然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诗行。我也希望，《诗歌月刊·下半月》为我们时代的诗歌史地理提供了一个坚硬的岩层，岩层底下有闪烁的钻石，当然也有经不起时代风雨打磨的石灰岩和沙砾、粉末。

随着90年代的结束，一个理想的、先锋的、自由的民刊时代似乎已经结束，尽管目下重要的民刊仍然继续存在。而我想要说的是，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一般意义上的民刊和官方刊物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二者的关系也表现得越来越暧昧。这大体就是娱乐时代、消费时代的刊物宿命吧。“官方”刊物和“民刊”，无论是在办刊宗旨、诗歌标准、推销立场上大同小异，我实际上已不能判断出所谓的“官方”诗刊和“民间”诗刊之间是否就是主流和边缘的关系，甚至在我看来，一些民刊显然要比一些大牌的官办刊物更为重要。而目下，“官方”诗刊和“民间”诗刊的唯一区别，无非是资金的来源渠道不同，再有就是“名号”之别，一些是以冠冕堂皇的国家名义，一些是以或暧昧或鲜明的“民间”和个人化立场，当然也有例外，其中就包括创办不久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因为《诗歌月刊·下半月》的存在尽管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我在其中仍然感受到了尽可能的活力、开放品格、独立立场和创新意识，这很重要。当然，不可避免的，这份刊物的某一期或某几期我并不满意，甚至会有自己表示不解的一面，比如为人诟病的诗坛闹剧——诗歌手稿拍卖会的介绍，我就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份诗歌刊物的形象。

我曾经说过，这似乎是一个“下半月”刊的时代，是的，当《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的下半月刊在这几年涌上诗坛和超市的书架时，似乎“下半月”刊成了这个时代办刊的基本趋向。而这些诗歌刊物下半月的推出，显然出于相当多的复杂因素的考虑，其中也不乏刊物销售量的推动。当然，我更多的是看到了一些诗人在这个时代对诗歌和刊物的特殊支持，如老巢、潘洗尘、安琪、周公度等这些诗人在一个愈益喧嚣的时代对诗歌的敬畏态度是值得相当肯定的。而“下半月”刊的办刊趋向的一个基本好处就是能够使刊物不为强大的“体制”所制约，尽管在这个时代，“体质”一词是如何的暧昧，尤其在这个时代，“体制”所涉及到的不是单一的政治维度，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维是商业、经济、城市成了“体制”的象征，而能够更大限度地彰显自由、开放、独立和活力，这显然对于一个刊物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也许，在商业的流行书架上，它们会显得有些尴尬。

在这个诗歌写作、发表、获奖都相当容易也日益问题重重的时代，筛选出诗歌的黄金、水晶，芟除掉蓬勃生长的杂草和刺手的荆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痛苦的黑夜也注定会迎来光明的晨曦，收获日的满月让我们看到了金黄的田野上那个疲惫而收获的背影。希望在多年之后，那些读者和诗歌研究者以及诗人能够在《诗歌月刊·下半月》中发现重要的诗歌和诗人。换言之，一个刊物首先值得人们信赖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推出“好诗”，坚持“好诗”立场。那么说到“好诗”立场，就涉及到一个带有博弈性质的诗歌标准问题。关于诗歌标准问题，诗歌界一直争论不休，甚至从新诗草创期开始，诗歌标准问题就一直相伴产生。最近，一些刊物正在推出关于诗歌标准讨论的专栏，当朋友向我约稿时我最终放弃了参与的愿望。因为在我看来，诗歌标准问题更多的时候成了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可以堂而皇之、长篇大论地谈论什么才是真正的诗歌标准，但是当我们翻开每年的诗歌年选，就会发现诗歌的标准是多么的可疑。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诗歌并不是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谈论诗歌标准却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上个世纪30—80年代初，“好诗”的标准在主流诗歌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看来就是具有政治性、鼓动性、民歌化的现实主义的颂歌与战歌，而在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和美学性的吁求中，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诗歌则成了“好诗”的唯一标准，而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因为具有了政治性、个人性和现代主义特征成了新一轮的时代经典。然而，在90年代以来，民间、知识分子、叙事性、个人性成了衡量一首“好诗”的唯一标准。而更为可怕的是，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相关诗歌选本中我们同时发现了好诗，但是在论争双方看来，对方的诗则是“坏诗”。那么，在21世纪以来，诗坛又普遍认为关于底层、打工、农村的诗歌是衡量一首诗的标准。换言之，在中国谈论诗歌标准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那么，当我谈论《诗歌月刊·下半月》的“好诗立场”的时候，是否与我以上说的话是自相矛盾呢？显然不是。我所说的《诗歌月刊·下半月》的“好诗”，是在如下几个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这些“好诗”具有强烈的个人修辞和想象的特征，这些诗歌的语言、肌质和构架都是上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歌不是宏大的主流叙事，也不是耽溺于简单的个人泥淖，而是与个人、生存、时代、现实相互胶着的叩问的诗歌，是能够在一首诗中折射出个人灵魂与时代核心的作品。换言之，好诗立场就是维护诗歌的本体依据，坚持诗人的知识分子良知和个性情怀、独立立场，坚持对时代的显豁或隐晦的主题进行观照、探问甚至质疑，坚持以个性化的立场深入到历史田野和隧道的深处，重新确立诗人的使命：创设、命名、良知和发现。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诗歌刊物都应该遵循的一个法则，当然，好诗肯定不是一个刊物的全部，尤其是在媒体发展如此迅捷的今天，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诗歌如此的铺天盖地，该如何进行甄别和筛选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无论是对一个刊物、对一个编辑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和巨大挑战。

2006年的春天，《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刊。她的出生地就在繁华的闹市——王府井，这也似乎有力印证了当下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刊物与俗世和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老巢曾经在2006年第1期的《诗歌月刊·下半月》中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的态度就是时间的态度”，没错，只有时间是最为公正的，无论是对于一首诗、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时代的诗歌历史。然而，两年的时间似乎又过于短暂了！此后，漫长的时间和历史该怎样来面对和评价这份诗歌刊物？只能有待将来的历史了。作为一个诗歌刊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只能说我曾对这个刊物抱有很大的希望，也尽己所为予以微薄的支持，因为，在我看来，在一个愈益张扬欲望和经济霸权的时代，无论是谁站出来办一份文学刊物、诗歌刊物都是值得尊敬的，这种文学行为起码要比那些土鳖式的商人和腐败的官僚更为真实、纯净。

我在一次开会时曾经宣布自己最喜欢《诗歌月刊·下半月》的一个栏目“记忆·前朦胧诗”。诗人潇潇以大量的资料（包括照片）让我们重新回顾了一段曾经布满烟尘和误解的诗歌历史，让食指、张郎郎、郭世英、依群、牟敦白、王东白、张新华、张廖廖、鲁双芹、甘恢理、徐浩渊、杨三白、吴铭等这些被遮蔽、掩埋“前朦胧诗”“化石”和诗歌作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回到他们应有的文学史上的位置，还原出一段特殊历史年代的诗歌真实景象和不灭的沉痛记忆。我觉得从《诗歌月刊·下半月》办刊至今，有些栏目和专题的设置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诗歌地理特大号”、“安徽新诗阵线”等，既有编选者的眼光，同时又具有历史的视野，而2006年5、6期合刊号的“安徽新诗阵线——从胡适开始”，就整体性的提供了安徽诗歌的地方诗歌地理学状貌以及“皖文化”的征候，当然，这个栏目的推出也离不开安徽籍诗人梁小斌、老巢、叶匡政等人的推动。

而作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和推动者，安琪无疑借助《诗歌月刊·下半月》为继续推动“中间代”的影响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尽管“中间代”这一概念仍然会遭到人们的否定甚至不屑。当2006年的春天，安琪在深夜抱着厚厚的一摞《中间代诗全集》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的是她对诗歌非同寻常的爱，对“中间代”非同寻常的重视与推动。《诗歌月刊·下半月》给我最强烈的一次感受是我读到2006年第3期的“博客特大号”时候，当近100个诗人博客从屏幕、网页上被转换为眼前的纸质文本，确实是深有意味的事情。我承认，可能也是每一个多元媒介时代读者的通病，当我们面对一个个诗歌网站、论坛和诗歌博客、专栏的时候，很少能够用足够的时间在一首诗和一个诗人那里停留下来，而更多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而当有一天这些电子文本通过另一种更为传统的传播方式——纸质刊物再次传播的时候，我们又再次静下心来品读这些诗人的作品。这可能就是复制时代我们的阅读惯性和病症之所在，是否也印证了网络在给诗歌的发表、传播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妨害了我们诗歌阅读的氛围和品质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期的《诗歌月刊·下半月》都在封面刊发了大量的诗人、批评家和诗歌杂志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而每篇作品和批评文章也都配发了诗人和批评家的照片以及简历。而我认为，这并不是读图时代刊物的必然趋向，而在我看来，这些影像资料呈现出了诗歌现场的活力和生动，而这份活力和生动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推进而呈现出更为有力、更具生命力的色泽。这尤其对于诗歌批评者和历史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因为在一个个诗人和批评者的出生履历上呈现了不同时代人的精神谱系和历史影像。

一个刊物刚刚开始，而我们不无遗憾的看到的却是结束！而面对着“结束”，我又该如何谈论“开始”？

                                               2008年5月8日深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