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诗歌月刊·下半月》创办2.5周年及停刊特辑一]

“21”和“90”：

我和《诗歌月刊·下半月》结缘的两个幸运数字

中间代批评家、文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张德明

人类的历史是在无形之中被建构起来的，在建构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偶然、变化和无意，常会有一些细小的事物会在某个历史关口起到关键作用。毋宁说，任何历史都不是在迈步之前就设计好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的发展事实上往往表现为走一步看一步，大多数都由各种各样的偶然性节点连缀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一种如后人归纳的所谓理性的秩序和必然的逻辑。如果说我和《诗歌月刊》下半月近两年的交往和结缘是一段富有意义的个人史的话，那么，这历史就是由一两次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我是从研究新诗入手而进入学术研究的大门的，公元1998—2001年，我在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目光所及耳廓所闻几乎都是有关新诗的对象与话语。在中国新诗研究所，我接受了吕进、陈本益、李怡、王本朝、毛翰、蒋登科、王毅、向天渊等老师的教导和熏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与认识。在做学位论文时，我将阐释目标锁定在九叶诗人穆旦上，硕士论文《穆旦诗歌的宗教内涵》还受到了校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2001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幸运地考取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为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的一位门生。曹先生是国内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界的学术权威，成为他的学生似乎预示着我将不得不暂时离开自己此前所从事的新诗研究，向更开阔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地带拓展与进发。客观地说，比较文学研究与新诗研究是有冲突的，如果只是将自己的学术视野局限在新诗这个狭窄的地段，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将弊大于利，因为比较文学需要有对中西文学和文化更深刻的认知和领悟，需要在知识的宽度、深度与理论的强度上大幅拓展，新诗的文体格局、理论含量、问题潜力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学科的要求。

忍痛暂别新诗研究的这段日子，我在导师的指引下，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现代诗学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领会，初步建立了一定的知识体系。虽然在显性层面上不再以研究诗歌为主，但我通过网络还是了解到了当代新诗生产与传播的一些状况，总算没有与新诗完全脱离关系，尽管，我当时从网络上了解的有关中国新诗的不少信息是相对偏狭、缺乏权威性的。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我在古典文论与西方诗学上的理论铺垫，为我日后重新进行新诗做深度的阐发与自如的分析提供了优裕的条件。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受同门师兄弟王钦峰教授的引荐，来到了南方一座海滨城市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进入这所学校的当年就上了副教授，应该说还是幸运的。更幸运的事情发生在其后，我因为研究网络诗歌而不断延长了在网上逗留的时间，从网络上我了解到当代诗坛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中间代”，“肇事”者是鼎鼎大名的女诗人安琪，人称安教主。我同时了解到，安徽的《诗歌月刊》在北京有了下半月刊的编辑部，地址设在北京中视经典工作室，执行主编是老巢，刊物编辑有安琪、刘不伟等人。当然，我也敏锐地发现，对“中间代”的理论阐释其实还没有构成系统性，这个流派（也许许多人认为“中间代”应该是一个代际概念，但我自始至终都觉得只有从流派上考虑，“中间代”的术语才会更有诗学意义与历史价值）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以及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还缺乏比较全面的分析与阐释。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留写在安琪的博客上，安琪很快做了回应，并给我寄来了几本《诗歌月刊》下半月的杂志以及厚厚的两卷本《中间代全集》。当拿到这些刊物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或许从现在开始，我又将重回新诗批评的根据地了。

安琪像一个中国当代新诗的联络人，当我们散布在各处的诗歌研究者与她接洽上的时候，仿佛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一次偶然的留言，使我和安琪有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这为我们后来进一步的交往与合作埋下了伏笔。这之后，我花了一些时间浏览了安琪寄来的全集和杂志，大概了解了“中间代”诗人群的基本状况，并写成了一篇4000字左右的诗歌批评文章《代际指认与历史赋型——中间代出场的诗学意义》，随即发给了安琪。这篇文章不久就刊登在刊物2006年第10、11合期上，我和安琪的相互熟知和信任因此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的顺利发展是需要缘分的，诗歌事业更其如此。这缘分说来说去不过就是生命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只因为这些因素促成了我们事业的不断展开、朝更大更强的方向大踏步挺进，我们便将它们命名曰“缘分”，仿佛它们是天赐的一些良机。在诗歌面前，有缘分的时候我们能一步跨进诗坛，没缘分的时候我们就将一步跌出门外。而我与安琪的交往可能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的缘分，在我们相互之间逐渐有了更多了解后，一次网络上的QQ奇遇，促成了我和“21”这个数字的亲切握手，可以说，在安琪的帮助下，我差不多是一步跨入了诗坛。

记不清发生QQ奇遇的具体日期了，大概是在2007年3月的某一天，我照例将QQ挂在网上，一般不怎么跟别人闲聊，只是挂点而已。无意之中，我发现我的QQ里有人在跳动的，打开一看，原来是安琪，她从晓音创建的“女子诗报”群里拉我出来单聊，希望我们互加为好友，说有要事相商。我后来才知道，她所说的“要事”，就是刊物将要出一个“中间代20家”（后来补充进来一人，成为“21”家）的专号，准备邀请一些评论家对每一家诗人进行评点。她当时告诉我说，准备邀请的诗歌评论家有四平、卫国、思运等中间代批评家，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进来。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没怎么犹豫就很爽快答应了，或许我考虑到有四平、卫国、思运他们在前面主笔，我只要随便敲敲边鼓就算完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度的。过不久，安琪又在QQ上告诉我，为了使诗歌评点的风格一致，决定由我一个人来做。我当时跟安琪回复了一个大大的“？”，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事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因为客观地说我当时对中间代并非完全熟知，而且所要评点的21家许多都是诗人新近创作的诗歌文本，这些文本较为前卫和先锋，在形式的大胆开拓、语言的全面刷新、思想的锐利深峻上达到了较为高深的造诣，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积淀和鲜活的话语表述能力，对它们进行生动准确的穿刺和剖解何其难哉！说实话安琪当初并不完全了解我，她居然胆大妄为地将如此具有难度系数的任务交给我，按她的说法是，她是和主编老巢商量很久最后打算赌一把他们的判断力。既然答应了老巢和安琪，我就得把这个活儿尽可能做得漂亮一些，更令人满意一些。我于是除了教学，其他时间都全身心投入到对这些诗人诗作的认真阅读与细细咀嚼上。阅读诗歌实际上是同诗人展开的一次深入的交流与对话，通过这次系统的阅读与分析，我得以初步了解了安琪、陈先发、侯马、黄梵、老巢、潘维、祁国、桑克、树才、王明韵、徐江、叶匡政、伊沙、余怒、远村、臧棣、周瓒、赵丽华、赵思运、朱朱等21位诗人的艺术呈现策略和诗歌审美风貌，进而与中间代这个写作群体的关系更近了一层。在评点过程中，我力图让自己的语言与阐述对象尽可能贴近，而且要求自己既要做到有理论深度，也要做到文字鲜活，不至于苍白无劲或者滞笨干瘪。事实证明我的努力是成功的，“21家”印出之后，不仅这些被评点的诗人都较为认可，而且普通读者也觉得点评文字和诗歌文本构成了必要和有效的呼应关系，是较为到位的。

感谢老巢和安琪给了我一个露脸的机会，“21”因此成为了我和《诗歌月刊》下半月结缘的第一个幸运数字，“21家”评点应该算是我向当代诗坛递上的第一张名片，通过这张名片我得以结识了活跃于当代诗坛的不少优秀诗人，也让诗歌界的朋友初步认识和了解了我的情况。虽然这些散珠般的评点文字比起诗歌研究界前辈们的大部头学术著作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我个人还是比较看重它的，毕竟这是我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学习和研究后重新回到诗歌现场的第一次集中发言。

“21家”评点的成功使老巢和安琪对我的知识视野和诗性感悟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他们对交给艰巨任务让我去完成显得很有信心。就这样，在“中间代21家”专号出来不久，一个更大的幸运数字降落在我眼前，那就是“90”。

也是在QQ上，安琪找到了我，告诉我说，新诗发展已经90年了，刊物准备做一个百年选本，老巢建议就做90家，合起来就是“中国新诗90年90家”，我们还是准备让你来做，如何？我当时还有些犹豫，这犹豫不是不想做，而是怕我承担不了这项庞大而繁琐的学术工程。不过略作思忖后，我还是很快承应下来，因为我深深懂得，越是有挑战的工作，其成功后所获取的价值就将越大。任务接受以后就面临着选择与剪裁的巨大难题，90年新诗发展史上，先后涌现的优秀诗人与诗作确实太多了，“90”这个数字岂能将他们全部装载下来，而且，标准的取用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环节，可以说是90年90家成败的关键。虽然从理论上讲，对新诗的评判至今都还没有一个非常科学和合理的标准，按照任何一种标准都将会遮蔽一些好诗和诗人，但为中国新诗挑选经典的编选工作，总得有人来做，我们只能众害取其最轻、众益取其最重，最终我确立了“历史的与审美的”两种视角的并用，既考察诗歌的审美素质，又参考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位置，在历史与审美的纵横轴上来考量各个历史时代的诗人与诗作。按照“历史的与审美的”标准切入，我在中国诗歌的群芳园中放眼四顾，初步确定了从初期白话诗到80后的120人左右的大名单。我先将这120人的诗歌，只要我能找到的，都通读一遍，每个人从总体和代表诗作两个层面进行评点和阐发，做到总体与具体相结合、宏观与微观两不误。比如我评点卞之琳的诗歌：“卞之琳擅长在短小的篇幅里营构出精致的诗境，以不多的语词表述言说不尽的意蕴和哲思，将中国新诗的智性书写提升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他的《断章》在‘看’与‘被看’、‘装饰’与‘被装饰’的辨证思考中充分阐明了世界万物之间的永恒相对与普遍联系，这样精巧的艺术构造，是可以与古典诗歌中的绝句和小令相媲美的。《墙头草》也是短诗中的佳品，从‘夕阳’到‘灯光’，从‘长了’到‘黄了’，诗人感叹时间的悄挪暗移里，多少生命在徒自枉掷和耗费。《无题》是一首将爱恋隐藏很深的情诗，从‘小水’到‘春潮’的变化，揭示着恋人情感的明显飙升，男性的倾情自诉与女性的喃喃低问构成了一阕和弦，奏响妩媚的恋曲。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智性化的诗人特质决定了其情爱的倾诉也带着机智与冷静。“很显然，第一句是从总体上来言说卞之琳诗歌在90年新诗史的重要意义，后面则对专号中所选的卞之琳的《断章》《墙头草》《无题》等三首诗进行了主题抽绎和手法概述。“90年90家”中每一家的评述格局大致都是这样构成的。

虽然刊物最后印刷时只是“90年90家”，其实我最初评点的诗人有“120家”之多，还有30多家的评点文字至今存放在我的电脑里。我把挑选“90家”的工作比喻为在矿区采矿，工作量之大、任务之繁重不是一般人能想见的，而把评点与阐述“90家”比喻为冶炼，提取诗作中亮点与精华的活儿自然也并不轻松。对于我这样道痕并不深、学术底气并不足的研究者来说，言说诗歌的理论话语可能会单薄并不丰厚，如果不精细地组织自己的理论表述，最有可能常常出现串调，即评点一诗人的言语一不小心又会拿去评析另一诗人，这样，诗人个体的独特性、诗人之间的审美差异就将被无形消抹了。在众多出色的诗人之中挑选90家来显示新诗的整体水平、呈现新诗的发展脉络，这项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异常小心谨慎，尽可能客观公正，也很难保证就没有某些偏颇和失当之处，极有可能出现将少数优秀诗人遗漏的现象。“中国新诗90年90家”出来后，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诗人与诗歌评论家的认可，不少读者也以各种方式传达了对我的评点文字的赞赏和佩服，也对其中少数诗人的入选和落选情况跟我进行了商榷。

就这样，在“21”这个数字使我和刊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后，“90”这个数字又如此醒目地闯进了我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与刊物再度结缘、花开并蒂的幸运数字。“90家”从选人选稿到诗歌评述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这个工作当时做来确实很累，但今天看来来是值得的。“90家”编选与评点工作，使我有机会重新在90年中国新诗的历史长河和艺术天地里仔细地游历观览了一番，我与新诗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对新诗90年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也进一步看清了新诗的不足甚至缺陷，不少关于新诗的问题和疑惑也纷纷从我的脑海里挤冒出来，它们促使我对新诗的未来发展走向进行更加深入和有效的思索，以期发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声音。

英国学者E.H.卡尔曾经说过：“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思想的工具，只要这种划分仍旧能够说明问题便为正当，而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地去看，如果以“21”和“90”这两个数字为界标，我与《诗歌月刊》下半月的交往与结缘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尽管这个划分也是一种必要的假设。评点“21家”是第一阶段，使我走向了当代，重回到新诗身边；编选并评点“90家”是第二阶段，使我走向了历史，走近了新诗本体。我想，只要我不放弃对于新诗的热爱与追求，我还将会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奉献我的微薄之力，也许，还有很多的幸运数字会与我的阅读、研究和生命，联系在一起。

                         2008年4月26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