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素描之一：20个地名与20个朋友

                         中间代诗人、批评家/发星

[孙文涛、吴若海、吉狄兆林、郑小琼、鲁娟、安琪、张嘉谚、格式、史幼波、阿索拉毅、简单、张守刚、黄礼孩、胡应鹏、陶春、海上、湄子、粥样、张联、冉安定]

·吉林巴吉垒

这是古时辽代金人的一个兵营，孙文涛1952年出生在这个有其名未有其形的地名中。到今天我才明白，他80年代初期参与创办东北历史上第一份民刊《眼睛》，以及后来游历东北、西北、南漂北京求生，直到九十年代后期进行全国大范围的关注民间诗人状况的“大地访诗人”活动，再到二十一世纪初与朋友创办民刊《诗前沿》……他的身上有一股深深的流浪、飘泊与理想主义意识，这是典型的诗人放逐精神的张扬。我们设想他是辽代金人的后裔，这个问题便得到解答：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中对人类自然人性文化的保留是最完善的，自然人性文化说得直一点就是纯洁、善良、直朴……那么，孙文涛作为一个当代后现代天空下的理想主义者，其实是怀揣祖先的自然的遗血在真实地做人。

·贵阳市供销社

很显然，“供销社”这个符号及其存活于当今时代确实是中国大地上的“奇迹”。这是“毛时代”深深烙在历史中的印记。也是“××主义”最幻觉的一个理想机构。因为其“古老”“悠久”并依然年轻地悬挂在大西南某市一个叫富水的街上，更显示中国式的“后现代波普意义”。而在其铁打的营盘中，有一个叫吴若海的诗人却在此“残喘”了二十余年，“贵州民间诗人”往往和《启蒙》《崛起的一代》《中国天体星团》这些消失在主流视线的“叛逆们”深深拥抱并可能永世不再分开。因为二者的互溶性与互亡性的最终结果是使一批优秀的诗人像大山一样被挡在山那边，人们只看见枝叶、密林，就是没有看见老虎、狼(或者说，考虑与狼被害怕他们的人囚在了某个地方)。吴若海便是一只老虎，因为他和他们的影子叠在了一起，所以至今站在暗处的时间太多。此生我要去会会吴若海，听他谈早期故事以及近年修佛的心得，我会像现在市场上混乱不堪的百货中的一种，混在批发与库存的木厢中，我相信他的“贼眼”会一把抓起我：“发星，你终于从大凉山游过来了”。

·四川会理小黑菁乡

小黑菁乡小学校是吉狄兆林曾经服务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小学在中国成千上万。而一边教书一边写诗出色的“人民教师”像兆林这样的是很稀少的，由于兆林祖辈在族人中的影响，年过不惑之年的他现在是整个小黑菁地区的“土著之王”，他撑持着数千公里内喜欢现代诗人们的精神世界。他每天吃完了下午饭，便腆着开始茁壮的肚皮在矮男人成群的村子中一摇一晃地散步，仿佛夕阳是一个舞蹈的球，在他会唱黑谣曲的脑壳上弹来弹去。天黑的时候，兆林和小儿爬上可以看火车的大山顶，小儿问父亲：“为什么远方有一个睡着吃烟的老人会插着圆圆的翅膀在大地上飞”。兆林眨眨泛着月光的眼珠子，给小儿说：“因为那个老人的灵魂中吃了许多聂鲁达苦荞粑做的杂粮……”。

·东莞东坑镇初坑五金厂

2001年的某月，张守刚来信推荐一个名叫郑小琼的诗人并附了部份作品，我当时便被其扎实的文字功底震撼，按信中的地址我写了一封激情的回信，不久便陆续收到《玫瑰庄园》《东山村》《黄桷村》等作品计几千行。在我为其创作喷发的容量吃惊的同时，更坚信了一个“巨大预言”的产生，因为“东莞东坑镇初坑五金厂”这个被我在信封上写了无数遍的地址埋藏了一个写作者的独特的存在“地域”：郑小琼是身在“打工”第一线，既是“打工者”，又是“写作者”的一个特殊复合身份构成她写作资源的新鲜活力与张力思考，所以2001年至2006年间，从四川大凉山到广东这条诗歌友谊之线上，我寄去了几十册质量颇高的诗集、民刊、复印资料……而她寄过来的却是《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七国记》《时代广场》这些“惊世”之作。至今我认为写作需要距离的“隔”与“陌生”，空间的无限使写作的幻想力与创造力都是无限的。在“五金厂”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郑小琼创作了大量可以称为其“第一黄金期”的作品，从早期的“打工写作”上升到一个“大打工时代”：即对整个中国当下底层社会的全面关注，她的写作语言的硬性已突破性别感觉，是一种“大人”对“人”的审视……。她在“五金厂”拇指被机器切断，她女性的感觉在金属的冰冷、无情、锋利中得到冶炼与撞击。2005年后其开始“名扬”，这是一个正常时代对正常国情的认知。她被“打工”带出，而通过她，“打工”及那些弱势群体在艺术良知的召唤上得到一定程度的积极呈现。郑小琼的价值意义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不能回避的……作为在其早期写作有一定帮助支持的朋友，我很希望以后再遇到她这样的诗人，因为中华大地需要更多个性者去夯实我们现代诗语言的硬性、骨性、血性。当然，“东莞东坑镇初坑五金厂”这个地名，是一个优秀诗人以及我们以及诗歌史都应深深记住的。

·四川大凉山雷波县防疫站

鲁娟确实是学过医的，后来谋生没有在这行做下去。每次写信写到“防疫”这两个字时我的心里都会出现“不要让写作的非因素破坏了写作”。因为我想鲁娟居于这样的“站”中，心理以及精神都会有一层比常人更“遮蔽”的墙，空气中的细菌的存活是弱者弱力的表现，强者只有到进入泥土的那一天才开始“细菌”，在此前的时光中它是一种会使弱者变强的“细菌”。诗歌写作如果失去“防疫”能力(即失去无“隔层”：受社会世俗意义的侵蚀)，那写作者将会很快完蛋。因为“站”的“气态”构成一种健康者以智洗心的反映状态，健康者在“站”必须“站起”，不是“趴下”，换句话，不健康者“趴在”“细菌”中，任由“细菌”残食自己硬性的肌骨(诗骨)，久而久之，你成了“空骨”(壳)。这是十分可怕的。

山中女人的香味有几种表现形式：1、自身天然的美质因素(外表、心灵、思想)；2、后天成长过程中沐浴艺术之光后激活的再生气质(也可是人自身语言、手势、行为表现的一种特殊的美，也可以是写作中所呈现的语言之美)；3、经过与男人们交往后由阳气与阴气互撞后呈形的一种“谐”气质(可以是男女友谊之质、也可以是男女情爱之质……)。诗人鲁娟身上便呈现以上几种交混的形式。首先是其原族(彝族)身份，其血液中保留了独立古朴神性的文化气态，其次其受教育过程中吸收汉语文明的程度，再其次是陷入诗歌的焰火后，在阅读与写作行为中进行的又一次“气态”形成……以上是构成其写作身份的确定的几个前件。写作是神与时间相互招唤的瞬间闪示，在2004—2005年短短的2年中，鲁娟身上所爆裂的语言之诗便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由众多因素构成为一个特殊创造期，几千行的诗句从一个瘦削曲美的身姿中奔游时，可以想象她所承受来自灵魂与身体内部与现实的各种应对与消耗。同时更是一种凤凰般的精神升华与飞翔。如果鲁娟是藏经楼中那个女子，她在洞悉了人世与自身内力的平衡点后，她会用经文来弥补自己身体单薄的浅线。而她身在另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世俗的一切消解着自由灵魂仰向天空的身姿。2006年，我看见这个曾经“兴风作浪”的美丽女人在诗歌与现实间摇晃，我最担心的事随时可能发生，这是许多诗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由于现实的巨力作用使她的筋骨在摇晃过程中开始出现裂纹，进而有许多小眼睛眼泪般滴向大地，这是许多人必经的路，有的人走过去，有的人却没有走过去……这是我不愿看见的，也许是我的奢侈吧！看惯黑马穿过山峦的场景必须在子夜来临，不然那悬在天边的月亮就坠入深谷。在鲁娟身上2004—2005年散出的光芒是其一生精神世界的一大辉煌。我去过雷波，那里环形高峻的大山是横断山系与成都平原低地相撞后留下的褶皱，可以看出这皱褶是一种拥抱的舞蹈，也可以看成是地球被运动所启的深沉思考。我倒希望鲁娟是一种密集神性的舞蹈，永远在这片奇异的土地上踏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记住，永远，也许是一生的行走。

·福建漳州芗城区文化局

体制下的“文化局”中培养不出个性的诗人，它只是那些依着“栏杆”(所谓典雅、所谓故作娇情状)吟唱：“啊，今夜的月亮又像你忧郁的脸”似酸曲的所在。一只老虎呆在这种把“冰”化成“柔水”的“灰环境”中，久而久之，虎嘴变成猫嘴，发出“狗”样的乞尾腻叫。安琪在这里踏入诗界，同时也踏入“灰界”，作为浑身具有花岗岩材质的诗人看清了这一切，呆下去的结局是：“诗人”的符号就像空中的浮云，而大地的尸肉也只是尸肉……于是为了存留花岗岩仅有的一点自尊，为了让花岗岩在大地上保留她那唯一的坚硬。于是，一个瘦女人携小孩踏上北上的列车…于是，那群自由者人群中又多了一个叫安琪的人。那一时刻，安琪心中涌动的恐怕没有更多悲壮，而是灵魂中奔来的山川打在零乱的视线中，把过去打包放在福建那个叫“芗城区文化局”的地名中。翟永明至今仍然宝刀未老，关键一点是其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而许多泡在“体制”中的女诗人始终就在那个“坎”下：她们没有超越的勇气，在巨大的黑暗中，黑暗会慢慢吞食她们身上仅有的一点灵性，使她们变成真正艺术的“死亡之骨”。这是多么可怕而可悲的事情。安琪看清了这一点，才有了今天的安琪。

·安顺师专培训部

每次通电话，都感觉一个诚实的老哥在贵州那头的灯光下泛着瘦削有苍桑力度的脸，和他谈话就像是和一起成长很久的兄弟般始终传递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善。这是一个历经苦难后依然傲笑的诗者，今天他终于在安顺这里落脚下来，也是老天看见青年时所受的摧残与噩梦，在渐老的途中从天空中伸下一个祥梯，让他享受人子的安宁与顺畅(安顺)，但这只是一虎重归南山获得养息的空间给出，虎的使命是啸，是在深夜里把星星摇出大海的水，是在那苍原为怕寒冷的人啸出温暖的衣裳。于是在新世纪网络横行世界的时候，这只虎便以“老象”的姿态腾出深沉的精血。“老象”，似乎参透什么，又没有什么，似乎站在天空上，又像站在大地……他只是在大西南某片森林中行走，他背上的月光闪着红色火焰的诗句……。

·山东德州东方红路50号德城区委政研室

“东方红”“区委”“政研”与一个诗人的写作构成两个世界的巨大反差。就因为没有诗意的环境而反而能产生诗意，这是“逆思维”的典型结论。由格式，我想到于坚，同样呆在一个什么“理论室”…这里的工作空间只是一个“真身”(面孔之一)得以行为、生存的所在，而人的灵魂是看不见的，从看得见的语言中也能断定他们对“理论”“政研”的“吃透”程度。所以他们的诗歌语言始终缺乏“硬”，一种来自没有束缚与野性的“硬”。他的硬在“真身” (面孔之一)空间的岁月中被“洗衣”一样“洗掉”。这种诗人在中国这个复杂的国度很多，他们吃着稳定的皇粮，写着稳定的诗歌，过着稳定的诗歌，他们以两面人的姿态活着。

·四川广元邮政局审计处

这是1998年10月至1999年12月近一年的时间中，我在信封上反复书写的地名，也是我自写作以来，除海上、梦亦非外，收到的信最有水准的。史幼波在离开广元到成都成为“漂族”前，曾在这里与孙磊、哑石、朱杰、袁勇、孙文、蒋浩等众多英雄交往密集，为共同的纯洁大梦而深夜点灯长谈，煮酒论诗，南来北往，乡间城市穿梭之影如冬雁划过天空…于是“广元邮政局审计处”在我的记忆中是史幼波与《诗镜》同仁们的记忆，是《月之书》所建立的庞大幻像的记忆。是一个在枯燥的帐本与数字间反复抹掉“下午茶”的记忆。我理解后来他举家带佛在成都求生，一是为了超越“枯燥”的“牢笼”；二是向“文殊院”的迷香靠拢。像史幼波这样，身肩多种身份(诗人、记者、佛家弟子)在中国没有几人，他的出世与入世精神是许多人不可理解的，这便是他的独特之处。

·四川小凉山峨边县白杨乡

白杨，一颗心必须具有雪的光芒。白杨与峨边县城的距离决定了一个写作者有更多时间在孤独中存量语言的纯度与深入。2005年8月，周伦佐先生赴普格首先讲到的一句话便是距离与文明差异之地对写作的消磨与保留。他说我如果在西昌，甚至在成都，也许早和许多“第三代诗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原理是现代文明的许多不人文因素对艺术原质成份的消解与杀伤；除非是一个写作者进入中心(城市)之前他已具备足够的个性与成熟度，但如果心中不设下底线，同样会被搞得无影无踪。因为普格与西昌的文明发展程度相差15年甚至更多，而西昌与成都同样。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边缘诗人涌向所谓的中心(北京、上海等地)，许多人现在都不知道写作是啥东西，因为生存、现实空间的许多黑素是个体人为能力很难抵御的。成长下来，继续保持个性与风格，那些少数的写作者，在见证超人的精神能力的同时，也在把写作的路走得更宽。现在回到白杨乡，这里有一个叫阿索拉毅的彝族现代诗人，在2002年与发星相识后爆发了惊人的写作实绩。彝族第一部现代史诗《星图》、长诗《鹰角度阐释》组诗《骨头诗章》《信仰的天空》等数千行，几乎就是2007年前近3年的光阴中如洪荒决堤的狂泄，排除拉毅自身因素，我从写作“距离说”的角度判断，呆在乡下的拉毅获得了“孤独”思考的空间与时间。虽然他在这里生活是十分简朴、甚至贫穷，但在自己语言建立的空间中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灵魂王国”的王，这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挥之不去的烙印。而在他之前，许多彝族现代诗人在奔赴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尽皆消亡，似乎这是一个定理：“写作者必须在边缘与孤独的角度才能使自己保持永远的个性思考与活力”。不管你是呆在乡下或城市。

·河南平顶山市政公司

想起这个地名是因为有一个叫简单的诗人写了一组有关“性”色彩特别浓烈的诗歌《胡美丽系列》而使我不易忘记。1999年12月，在我编辑整理《中国性爱诗歌集》时放入了简单的这组诗。这本打印诗册只印10余本，因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直到2005年左右我在西昌新华书店中看见由著名诗歌评论家张清华编的“诗歌年选”才将之编入并在序言中重点评析，离这首诗写出时的1999年已是7年之后，7年，是一个国家文明开放程度的一个缓慢过程，一首诗见证了从民间的“私藏”到主流“显露”的漫长过程。我认为简单写这组诗时的才华是十分独特的，因为当时具有如此目光与写作思考的诗人几乎没有。但由于他是在一个叫“市政公司”的单位上班，就和他后来办的民刊《外省》只出两期(有一期印好后被大雨泡烂)以及他的其它一些现实问题，阻碍他把《胡美丽系列》的写作延伸下去，他停笔很多年，后来在网络上很活跃，在2006年的某日他像野魂一样打来电话，我知道他还在写诗，并已为生计到郑州，在一家杂志社打工。近年在《终点》上发现他。我想他终于从“市政”之壳冲了出来，祝他以后走好。

·广东中山坦洲镇南洲皮革厂

张守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便来到中山打工，他最有打工深痕是左手被机器吞食了四个指头。因为喜欢诗歌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1998年10月由于我编的《独立》《彝风》及同仁作品入选《诗歌报》“民间社团、自编诗集专号，得与和张守刚相识。张守刚寄来的作品血淋淋的现实使我震撼，在1999年《独立》2期上便设“漂泊的情感——打工诗歌”专栏发了他的多首诗歌。在2005年未离开中山前的7年中，坦洲镇南洲皮革厂以及这个熟悉的地名是和着一个打工诗人经常寄来的打印诗集连在一起的。在我的印象中，九十年代打工诗歌除谢湘南外，就是张守刚。因为他的打工身份决定了在“坦洲”这个看似“平坦”，但确不平的生存轨迹。2005年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行四人回到离开近15年的老家——重庆云阳。后又办民营小学垮掉。后又跑湖南想做生意，最后落脚南京做面条，过了几个月又不妥，又到浙江义乌做卤菜，后又改行文化策划……。试想一家四口在几个月中为了生活便转了大半个中国，只有成熟的打工者具有如此困难生存的承受力。因为最初选择的命运决定了守刚可能一直处于“动态”。因为“坦洲”居住地所带来的是一段不平坦的路。向这样命运的生存者致意！坚强的活下去！

·广州市沙河顶新一街14号

这是一个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史必须嵌进的地名，这是一个使诗歌的胸膛始终燃烧喷火的地名。就因为一个舞者那绝世而清纯的舞蹈，让许多诗人狂喜兴奋到很远很远。一个诗歌巨大的码头，装进与卸下的诗歌语言沉载了自由的极限。一个大梦的起航地，让灵魂们得以在暗夜齐聚，然后齐声高唱，月亮弹出天空，照亮大地，使黑色石头的内心充满清澈之水。一个诗神栖居的迷岛，骨节间装满人子灿烂的花瓣，香息充满善良者的任何一个角落。一个虔诚者静若木门的条纹镀进黄昏夕阳的悲怆，良知者是不会轻易睡眠的，他们枕着巨大的黑石睡进历史的最深刻部份。向你敬礼——黄礼孩。

·四川会东县运管所

大凉山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是很多，所以胡应鹏才能在一辆车与一辆车之间的距离中幻成一只“飞翔的狼”，这只狼因为长久居于大山而获得山性，所以他的吉它中弹出的尽是索玛花与黑人摇滚所混合的黑色石头。我经常在胡应鹏的“民谣”中走神，像跟着一个普希金似的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一路给“美眉”们写下燃火的诗。这个时代的歌曲严重缺阳，所以男女的歌声听完后经常精神的肠胃拉痢疾而找不到药，所以大街上的“80后”“90后”像胭脂粉飘起的一代真感觉他妈的人的骨质的退化。和胡应鹏座在大凉山喝酒拨吉它然后把山月拿下来洒在情人身上便是诗，和这样的朋友常在一起会感觉黑胡子越来越长，你身上所有的山峰就是山峰，而不是什么缺阳的“小丘林”。2005年过后，应鹏怀抱吉它流浪全国的梦想变成到绵阳一个叫警钟街的地方，这只“飞翔的狼”终于将爪变羽飞出了大凉山。“会东县运管所”成为之前的一个友谊刻痕。现在，警钟街时刻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写诗”。

·四川内江邱家嘴

这个“嘴”在地形上是凸出的一部份，陶春便是凸出之顶的一颗“存在之树”。2003年夏天，老陶因公干来普格与我相聚，兄弟般并行在火把山密林整整逛了一天，谈天论地好不痛快，其人如其名，乐陶陶的春天。老陶的爹妈更像诗人，他们为儿子取名使儿子一生如春。《存在》已经10年，和《独立》一样都有同质的许多东西，从刊名二者便有道不完的互联性与共气性。这也就是中国民间现代诗人们的一点精神同质。内江邱家嘴，一个有一种独立硬性的名字，上面站立着老陶、刘泽球、谢银恩“存在三雄”以及许多同仁朋友，像大凉山一样，成型了一种姿态，一种精神的自由呼吸……

·湖南长沙新河第五水厂

古楚诗风的迷离、苍茫、大气、沉厚、玄秘在当代第三代先锋诗人海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海上的写作也是中国当下诗人中最具传统文化诗脉气质的一个。如果说“1986，现代诗大展”上的海上“东方整体思维”及作品还显得有些粗涩的话，那么经过二十多年长期潜隐民间底层，洞悉人世苦难苍桑，而又始终保持先锋诗写姿态，到今天为止的海上写作，已经到了一个融生命、个人经历、现代艺术气质、中华传统文脉等综合元素的“大境”，刊载于《独立》10周年专号的《梦巢》，从整体语势的多变、随意，加上语言背后所承载的巨大文化气息，使我深深震撼中国五千年文化脉动的同时，为语言所构筑的精神镜像所醉沉。这是一个充满生机与苍茫的大野，过往去来的神鸟播种着生命的呼吸之彩与梦幻…多少年来，我们的现代诗因为由于横的移植而导致许多“崇洋崇西”的“殖民诗歌体系”的衍生，这些根系文化(传统文化)的败家子以为跟着“西风”便可获得精神的救命稻草，其实不然。在我们学习西方新技的同时，必须脚踏大地，让潮湿的水根如银月沐湿你的全身。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文明体系，在海上的长诗《梦巢》中，赴面而来的那些带着人子天气地相的荆棘与石头“迷像”承载着国人的多少生存基因之迷。二十年，多少诗人丢盔抛甲，海上是用生命之血折腾自己在精神之诗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奇人。他的创作地域形成由上海(出生地)——湖南长沙(成长、成年、生存)——长期漂泊四方(践行了强烈的诗人流浪自由意识)组成。他的语言意象以及所指是游离在中国这块巨大文脉象气中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预言：“海上的现代诗歌价值迟早有一天将被中国诗歌史记起，将被更多热爱中国现代诗的人们记起…时间是不忘那些长期生存在社会底层的深沉之影的”。第三代诗人中达到海上目前诗写水准与深度的，没有几人。许多第三代诗人都消失在人们的视线。海上背靠的地域是从出生地与成长地出发，导向整个华夏大地传承文脉中的一只鹰影之痕，他给我们的启示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存留了人类共有的生存鲜活呼吸与精神喝饮。

·贵州三都巫不乡巫不小学校

在贵州黔南都柳江畔，有一个将现实与诗歌写作互混的巫女，巫女的精神位置端座于水族崇尚风行的神巫之术中。这些古朝的逃亡遗民，借助于高山大川的雄奇险恶寻借了生栖之地。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古传的神巫文化像山梁上绕树的游云，在雨季与阴天时时光临。巫女教书在一个叫巫不的学校，枯燥的文字常常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明月染出香味，放学的儿童，书包中除了贫寒的几本薄书外，还有知道疼痛与疾病的空气潜存其中，自小的心灵便沐浸在神意的潮湿中。巫女有一行医的丈夫与小孩，在她眼里，这都是巫按前旨欲设的结局。所以在他们身上写下诗歌，是为了不在亲情的大河上遗失。自从丈夫与小孩看见了巫女每天深夜打开的那个世界的迷幻后，第二天便有了变化的景象。丈夫的骨头中被巫女放了一把黑剑，黑剑上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小孩屙尿，竟播种下红色的豆苗。在黔南这地方，只要你不离开，并手握素食之具坚持读读圣贤之书，那人的眼光就会响起巨河之声，河声响后，河面浮起一根大木，大木上自然阳光颜色铜矿般的诗歌，湄子将遥远的视线收回来变成三根，一根绕着丈夫，一根绕着小孩，一根给自己；三根视线拧在一起是乡下一家人平淡充实的生活，就这样过了许多年，都柳江猛瀑的河水也没有惊醒这家人的宁静。每日上课、行医、撒尿，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什么师，诗志也。真正的诗歌生活就是这样，将所有梦幻与响往从一万八米高空拖下来，放在大地上，然后拥抱黑泥巴与大地潮气，用激情与真诚打夯，然后去放在坚硬的石头上，黎明生出了密集的木耳摘下，是一家人中午一盘午餐。

·广州东山寺贝通津1号之六1505房

粥样来普格时正值小儿漆降生周岁他在山坡上看见贫穷的彝人后便下山买了一些食品准备送给这些彝人他来到山坡雨雾隐去了彝人的影子他在山中迷路提着一只满是黄泥的大鞋回到家中第二天清晨他又去山坡寻找彝人他终于把食品送给了彝人然后又走向另外的彝人在2005年8月美姑毕摩文化节中他赶从广州到宜宾的客车又到宜宾转雷波到雷波时已近天黑包出租车到半路被丢下一个人浅一脚深一脚赶往美姑当我看到他一身征尘时跑上去拥抱这个热爱彝族的朋友那天在毛洪觉村我们一起闯关彝族美女们的酒阵他喝醉了但吐出的英语词句都像月光中洒下的溪水让人感觉亮晶晶的正像他2004年掏腰包印刷大凉山彝族汉语现代诗专辑一样我们大凉山彝人应该拥抱这样的诗歌赤子

·宁夏盐池王乐井乡小阳沟村

张联，一个宁夏盐池王乐井乡小阳沟村农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喜欢诗歌并开始写作，并在乡间结婚生子，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诗人。二十多年来，他写的诗只有一个题目“傍晚”，而《傍晚全集》的诗有上千首，计上万行。一个永恒的“傍晚”；一个真实的“傍晚”；一个诗意的“傍晚”，一个中国农民现代诗人的“傍晚”，他的这些充满西北黄土地静穆、安祥、透明、纯素的诗句像人类洗净了肮脏的灵魂，蕴含中国特有的恬静知足人文的香味。许多从80年代过来的诗人都遗存那个“理想狂飙诗意时代”的纯洁之梦，而这正是国人乃至人类最美的精神境界之一。九十年代以降的经济狂潮，一夜间吹落了多少人的平静之心，“浮躁”“无信仰”“灵魂混乱”成为这个时代典型的社会特征。我们如果进入张联的诗歌，似乎没有这些迷乱的黑暗影子在晃动，只有华夏族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美丽的恬淡生活。在缺少诗意的时代，让我们走到那些诗意的天空，我们就会被潮湿的诗雨淋湿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心灵与骨头发芽生命的鲜息。“张联现象”告诉我们：“只有人自己的精神最伟大”。而“中间代”纳入处于真正“民间”的张联，是对“诗歌弱势群体”(边缘、被遗忘、生存在社会底层…)的艺术审美关注，编选者们的目光已越过“诗歌”这个熟透的词，上升到诗的最高境界——人类博爱、关爱之境，这便是“真诗歌精神”。就凭这点，“中间代”所具有的编选目光也是值得褒奖、赞赏的。而透过张联本人，“中间代”诗群连接着共有血脉——华夏族血脉的诗境之界。这是很了不起与需要极大胆识的。

·贵阳市花溪静晖村

——致冉安定

一

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尽管存在语言与生存环境上的殊异而距离了在表象上的所谓交流与沟通，但在灵魂与思想上却如大地上时时流动的暗水，是相互连接与呼吸在一起的。这点在读冉天钺(阿飞)的诗歌作品(见《独立》12卷“彩虹体写作”)时就给出了足够的证明。特别是人类之灵——天才的诗人们，他们透明的感觉与自然的梦呓，似乎早在很久的以前便洞悉了未来的秘密。因为在天才的诗人身上(如兰波、波特莱尔以及我们面前的阿飞)所释放的是对人类的人文情怀的赞咏、悲悯，以及旷古彩霞般辉煌的理想歌唱。只有天才诗人们积聚着许多庸俗诗人不易察审与感悟的宇宙秘密。所以读他们的东西往往是在读永恒诗性岁月的某一惊彩绝伦华章。在天才诗人们的身上，人的脆弱性、敏感性、透明性、完美性、自然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们往往成为瞬间划过天空的一颗璀灿之星，给我们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而在中国土家族诗人冉天钺身上，由于自身民族原初文化的古血遗存在他身上流淌，这种原初文化在巫性文化的神性上尤其完美，即是说冉天钺也是一个神者，他用巫感与世界诗歌天才们接通、对话，达到和谐融入，成为知悉宇宙与生命全息的诗人。巫文化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强烈生命力的神性文化之一，可以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巫文化的精气与神灵，说巫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文骨之一不为否过，这在众多边地与少数民族文化古远犹存之地可提供许多人类学的真实证据。像波特莱尔、兰波，以及后来的里尔克、艾略特、庞德等莫不是从《圣经》《奥德赛》《伊利亚特》等西方文化圣典史诗中获取灵感而再生，而中国的巫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华夏文明史的开天神话、人类繁衍等典型东方文化的圣典史诗构制。因为冉天钺的“彩虹体”以及诗歌作品让我们相信一个事实，中华大地诗歌资源如此丰富，民族文化如此诱人，却还有那么多人跟着那些所谓的“大师们”身后，去拾取牙慧与旧鞋。诗人们，我们脚踏的大地就是新鲜诗歌的大地，只要我们真诚的踏动、挖掘。何愁出不了中国式的世界级诗人。土家族的现代诗人冉天钺已经让我们相信未来。

二

西方的诗人里尔克、兰波、波特莱尔、艾略特等从《圣经》《奥德赛》等圣典史诗上寻找灵感，是因为这些圣典史诗中潜藏了远古的原初自然气息。像兰波的诗名“通灵者”一样，即通过诗人感觉天才慧眼与古代连接通灵在一起，也即通过这种神性互置、对话，达到远古血脉的延续性。所以在天才诗人身上，自然宇宙人类命运的气息自然生出，天成自发。因为他们掌握了精神灵魂的深度与完整性，同时也掌握了刺破邪恶与黑暗的利刃刀剑。故千百年来，诗人在庸俗社会里被称为“疯子”“神经病患者”。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诗人自古自今都是一切欢乐、幸福、梦幻、完美的代名词，决定了他们在世上的意义更多是形而上的，不是实体的；是游离的，不是固定的。也可以换句话说，他们掌握着最甜蜜的光阴。而中国的土家族，如彝族、纳西族等民族一样，都具有古传原生的独立文化系统，也可说是巨大的巫性文化系统。所以在新时期以来的边缘民族现代诗歌中以“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体”以及“藏地及西部现代诗人群”在传递古远遗传文化气息上曾经给中国诗界带来深刻的冲击。现在我们面前的土家族诗人冉天钺的作品同样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多种诗歌语言(文化)的交汇中，骨子里的语势与语感还是以土家族的特有文化作为基础的。这似乎是一个诗歌创作铁定的艺术规律：具有个性作为的诗人都必须找寻自己的文化民族之根。《圣经》《奥德赛》等圣典史诗成了许多西方诗人作为巨大的一条探索写作的寻根之路。同样。我们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尽管我们隔着千山万水，但诗人之梦竟是出奇的一致。所以冉天钺给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他天才的喷发以及领悟，也是在试验一种写作方向，即在借鉴融合的同时，必须有自己的根系，这点至关重要。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寻根之为是恢复人最真实的血肉，即在家园中享受人伦人子之福。所以诗性的世界是扩展世界纯洁之地的唯一路径。如果时光中，没有了诗人们匆匆而疯狂的脚步以及气质，证明这个世界已经死亡了。就像混沌之初的黑暗，生命重又开始，又是一个轮回的启动。

                                    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