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每次读评论家对我诗的评价，我总觉得，他们才是我诗歌的知音，作为作者，我并不了解我的作品。——安）
安琪，生活的肋骨，抑或诗的肋骨？
文学博士，山东菏泽学院中文系教授 /赵思运
在《轮回碑》、《节律》、《未完成》、《任性》等长诗中，安琪以史诗性写作的自我解构方式见证了历史理性主义的解体。她在非史诗时代所做的史诗写作，这种行为本身即是一个巨大悖论。这个悖论在诗学意义上促使安琪2004年前后发生了剧烈的诗写转型——由史诗写作转向生活写作。
由此，我们把她的诗写历程分为福建时期和北京时期。安琪福建时期的史诗写作靠的是激情与想象，是反生活写作，那么，北京时期的安琪则是生活化的写作。用她自己的话说：生活更像小说，而不像诗。2006年3月5日回答漳州师院苔花诗社郑婷婷的提问时，安琪说：“当我获得了下半生的北京时，诗歌已经自然而然地排除在外，我喜欢这样的排除。……我乐意接受下半生生活对诗歌的剥夺。”2006年底在中国诗歌调查问卷里，她再次申明这种态度。这意味着安琪试图在学会生活。这个阶段，她不再写作史诗，诗作内容也放弃了倚赖激情、才气和想象力的自动写作，基本上放弃了长诗写作，而多以生活体验为主的短诗。她的史诗写作是发散的、实验性的，而北京时期的写作则是内敛的、生活化的，强化了感情色彩，而减弱了实验色彩，重新恢复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她2007年初创作的《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致过年回家的你和贺知章》、《北京往南》、《延长线》、《父母国》、《幸福时代》、《天真的鞭炮响了又响》、《归乡路》等，明显加大了生活品质，故国、亲情等传统母题，成为她诗歌动力的重要元素，甚至带有某种温情主义的味道。如《父母国》现世生活的历史图景的直陈，使诗意显得十分质实。《昭君墓》、《偎依，或硬座》、《在内蒙的蓝天下》等，诗意经她随意点染，就彰显出生活的强烈“在场”性。她往往在极其朴素的语句里蕴藉着神奇。比如：“你既憨厚又朴实，既聪明又能干/你既善良又幸福像一双儿女居住在屋里”（《偎依，或硬座》），非有真挚情怀不能产生如此想象。《七月开始》的结尾“你在发短信，想我，像房东在想她的房租”，更是堪称经典，把一对情人之间的相依为命的感觉写得淋漓尽致。《在内蒙的蓝天下》同样会逼迫我们停留下来，进入诗境，甚至让我们也想变成一只白羊，一同感受生命的热爱。这些诗作一方面承续了福建时期的语词上的非常规组合的奇异效果，同时又不同于福建时期的超现实语境，而是具有了非常丰富的人间气息和生活三昧。
北京时期的安琪其实是双声部的，既有“沉潜的静思”，又有“逼利的沉痛”，既有试图超脱的“安”的追索，又有尖锐的“不安”的生活体验，大安的超远与不安的沉痛，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在她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沉静的情境，乃至于对生命的参悟，如《活在一条河的边上》、《要去的地方》等等。2005年她有不少诗歌是以宫、寺、殿、坛等为题，如《大觉寺》、《地坛》、《雍和宫》、《潭柘寺》、《白塔寺》、《法源寺》、《欢喜佛》。也许只有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人，才会相信佛教。安琪信佛教，试图找寻出对人生意义的超越。爱、死，是她的创作母题。《大觉寺》、《雍和宫》等都渗透进了安琪对于灵魂隐痛的超越意图。但是这种超越是非常艰难的，在她试图超越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她浓得化不开的苦痛与苦衷，乃至于对于彻悟的反动。在大觉寺，她并没有“大彻大悟”，“找你找得那么苦/阳光在手臂上，痛，热，辣。/路在脚上，远，辗转，到达。”所以她说：“大觉寺，要多少个漫无边际的恍惚才能顿悟/我起身，步态迷离/我离开，心怀期待”。虽然她执著地说：“你们在那里，等我走近，等我坐在长长的，有背景的/银杏树下，阴凉的石凳，我重新出生”，但是，实际上，这种执著的背后是难以言传的悲恸。她越是想超脱，越是敏感到痛苦。尤其是2006年的新作，痛苦的焦灼越来越显豁开来，接续了她早期代表作《干蚂蚁》的大痛风格。如果说早期的痛苦，更多的是对人生的直觉性感受，那么，现在的安琪则是生活深处的那种椎心之痛，是人生变故带来的沧桑之苦。她展示给我们的总是现世生活的负面部分，生活中的她俨然“一个丧失爱的能力的人”，努力地“在一个所处非人的时代，活得，像一个人。”（《为己消防》）归乡路一向被认为是幸福之路，但是安琪给我们的感受是“ 路长得让人失去耐心，幸福像一所空房子/空而动荡，空而不安”（《归乡路》）。近作《恐惧深如坟墓》（2007/1/8）则几乎可以看作安琪个人的灵魂痛史。正是这种深深的恐惧式体验与超脱现实生存的追求，紧紧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安琪近期写作的多元色。在对“大安”的渴慕中，无法遮蔽的是剧烈的“不安”。她内心一直有一只“梦幻风筝”，但是“天空放不下这一只风筝/全部天空的蓝色/加上四棵树的暗影/放不下这一只风筝的高度”（《风筝》）。
从以生命直觉为根基的诗写方式，到以生活体验为根基的生存方式之转型，虽然她一再表示认同，在散文《二进大觉寺》里她也说：“我的上半生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之最，在下半生的开始即得到迅速的还报，这个果我认。……我的未来始于此，大觉寺。”但是，诗歌真的像安琪所体悟的是一种“以诗歌的名义犯下的生活之错”？她会这么决绝地放弃诗歌？我的臆测是否定的，直到最近她仍然情有独钟于她的随笔《诗歌距离理想主义还有多远》便是明证。事实上，诗歌以及诗歌所蕴涵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安琪的“肋骨”，或者说，安琪已经成为诗歌的“肋骨”。诗歌和理想主义已经积淀为安琪的精神基因，无法祛除，一直藏在她的灵魂里，“诗歌英雄”的情结像人性基因一样，在其血液里流淌。在她的诗歌中多次出现著名的诗人或具有诗性的文人，如庞德、杜拉斯、曹雪芹、海子等，成为安琪的自我人格的镜像，他们之间构成了文化通约和精神通约。在她的诗作里，我们发现一种关于安琪与著名人物的人格镜像之间的深层思维，即巫术思维。安琪与曹雪芹的关系、安琪与海子的关系，都往往借助交感巫术思维，加以强化。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论述到巫术思维：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相互远离。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无论针对其中一方做什么事，都比如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后果。安琪探访曹雪芹故居、魂游海子自杀地山海关，都具有这种交感巫术的意味。2005年3月26日她在海子的忌日写下了《在昌平》、《曹雪芹故居》即显示了这种深意。当然，原始思维中的交感巫术所体现的更多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而安琪的这种巫术思维，体现的恰恰是她在感同身受的对象身上找到自我的确证与自信，是在某个精神人格镜像上折射并且强化安琪的自我价值，这种强化在深层彰显出安琪自我的天才定位，尽管她是潜意识的。诗歌英雄情结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顿而中断，而是潜藏得更深了。在她把生存的重心转向生活的同时，她内心更认同的是海子的“我必将失败/而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的卓绝的理想主义精神。她的《有电脑的房间》强烈地辐射出诗人角色定位的意义。这个房间，和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一样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伍尔夫的那个“房间”更多的是性别自我的认同，而安琪这个“有电脑的房间”已经消弭了性别因素，而指向诗人角色的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也更富有时代标志性。
生活的转型对诗人来说是个磨难，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这种转型使得安琪的诗歌写作更加贴近地面，去开掘诗意的深井。从汪洋恣肆的大海转为大地上的深井，这又为安琪提供了更大的挑战。当她把自己的灵魂锤炼得“独坐其间，面无表情却内蕴/波澜。偌大北京/多少人间事/亦是如此。”（《人间事》）的时候，她会把生活的刻骨椎心之痛酝酿为更丰富的诗意，像井喷一样，炫向天宇。
200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