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的词语实验

                                                    罗小凤

   对于安琪，书写始终是一种实验。诗歌是她书写生活的实验形式，而生活则是她书写实验的基点。

   语言是诗人书写内心表现自己的武器，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驾驭诗情的武器，只有当它与诗人合二为一，诗人的诗艺方能达到较高境界。安琪一直在寻找通往诗歌妙境的语言武器，她试图使其诗笔下“每一个词都是螃蟹的钳子”，从《歌•水上红月》到《奔跑的栅栏》，从《任性》到《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从《个人记忆》到《轮回碑》以及后来的诗，她都未曾放弃寻找语词这把“钳子”。1995年长诗《节律》中“而一个词的诞生又将带出多少天才？”便流露了她对词语的倚重；1996年她的《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中“明天，那适合的一个词将由我的嘴/说出。明天我说出那个词/明天的爱人将变得阴暗/但这正好是我指望的”更是宣告了诗人对于语词的沉醉。从此，诗人便置身于与语词的追逐、寻觅、搏斗与纠缠之中。

福建和北京之于安琪，不仅是地理版图上的不同，在其诗歌版图上，也有着深刻的流变痕迹。福建和北京文化氛围的不同，必然影响诗人诗歌主张、艺术追求的不同。

   福建时期的安琪，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冒险家气概跃身诗坛，带有一种前无古人的倨傲与霸气，极具破坏性和挑战性，其诗读起来无法不让人产生一种剧烈的眩晕感。这主要体现在她的诗歌语言上，变形、分裂、畸联，倒错、脱节、悬置，谵妄、失重、延搁，落差感、局部性、间歇性，反结构性、反中心性、反阐释性、反合法化……先锋的特点几乎都被她包揽一身。语词的触角在高低错落间闪电般奔突跨跳，让读者品读视野的伸缩难以跟上诗人的笔端，而迷失于诗人用捏合、断开、重组的语词技巧和跳跃、断裂、组接的语言艺术布下的诗歌迷魂阵中，如：“死亡距你还有一首诗的距离，邱说，知不足常乐/“不足”不足以完成一首诗/那死亡距我还有一首诗的距离”（《任性》），“从昏暗到昏暗，从光明到光明”（《情感线条》），“飞机是不会犯罪的。你必须背着两星期走路/你与时间成了老对头”、“看守所里，张挂着月光的肖像”、“诗歌拒绝到你的身体上班”、“内心的静把宇宙搬到窗台”（《第三说》），“永远的西西弗，他的永远就在未完成中/我们永远期待，永远无法企及/我们已经无法融为一体。一次镜中的上演/一个彻底的谎言。一种孤独/一场雾，雾的黄色的脸/我们变本加厉的心痛与怀想”“我必须抛弃我们，让万物自己播撒/永远未完成！”（《未完成》），等等，这些诗句完全是“一个个我剪断了又拼贴？”（《傍晚》），词语与词语之间互相裂变倒错，句子与句子之间相互阻遏延搁，意象与意象之间互相脱节畸联，这都是诗人对语词的实验，一种先锋的实验，一种语言自我无限增殖的实验，一种陷入语词的圈套里不可拔的实验。

   诗人因此得到褒扬，也因此得到批判。笔者认为这种对于语言的先锋性实验，不能简单地用好与不好或对与错去评判。新诗是一种用现代汉语来书写的诗歌，现代汉语发展的短暂历程决定了新诗尚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怎样用现代汉语来书写诗歌，是每个诗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着的实验，自觉实验的人都会寻思探求新的突破口，希求找到一种现代诗歌最好的表现形式与艺术。安琪的语词构造便是寻求突破口的一个积极而激进的实验，她自己一直处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

   北京时期的安琪，开始在营弄语词绚丽之外，注重感觉的多重组合，把语词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语言。正如诗人自己在2004年与探花的一次访谈中说的：“任何艺术，语言都是很重要的。但最终决定质量的应该还是灵魂，或感动与震撼的力量。众多人造景观又怎能和实物相比呢，语言就是人造景观，灵魂是实物。”诗人已经开始由纯粹的语词实验，转向语言与灵魂的融铸，如2004年写的《悲伤之诗》和《相爱之诗》，虽依然沿袭了前期语词的技巧迷恋，使用了顶针、回环、复沓的手法，但是在词语的承接，语言的落差感，上下句的延续，结构的构架，意象的运动等方面，都已经退去了福建时期的撕裂感和碎片感了。奔流不息的诗句，既保留福建时期诗歌的超越性和空白感，又融会了传统诗歌的内在凝聚力和流畅感。请读她的《在北京，在终点》：

如果可能

请允许我把北京当作我的终点

允许我丢弃自己的故乡

如果故乡是我的母亲请允许我丢弃

母亲，父亲，孩子

一切构成家庭的因素

一切的一切

请允许我成为北京的石头

安置在大观园里

或《西游记》里

我愿意就是这样一块石头

不投胎，不转世

我愿意回到石头的身份

没有来历也没有那么多阅读的手

指责的手

在北京，如果可能

请允许我以此为终点

活着，死去，变为一块石头

诗中诗绪流畅，语词之间的过渡性取代了跳脱感，句子之间的承接性取代了断裂感，意象之间的整体性取代了悬置感。其他如《七月开始》、《要去的地方》、《一个人走》、《树叶在北京》、《心愿，或爱人之乡》、《从北京去香河的路上》、《一天一夜》、《风过喜玛拉雅》、《你我有幸相逢，同一时代》等诗也都无不如此。安琪的诗，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切近诗歌本质的书写武器。

   安琪说她是个不恋故乡的人，与她的家乡南方相比，她更喜欢北方，更确切地说是北京。北京是她诗歌风格的转折点。或许，北京也将是她追寻诗神脚步的归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