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折断了天使的翅膀

——评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

谭桂林  邓  曾

作者简介：谭桂林，男，1959年生，湖南耒阳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中国文学研究》主编，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百年文学与宗教》、《人与神的对话》、《宗教与女性》、《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等。

邓曾，女，1985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建构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了21世纪，随着世界文化频繁碰撞交流，世界文化语境的越加统一融合，基督教更是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走进了人们的心灵层面。圣经文学代表女作家施玮面对日趋混乱嘈杂的都市社会，感到现代人精神的堕落，创作了蕴含丰富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小说《放逐伊甸》去启示现代人，并把基督教中人类的原罪意识和赎罪意识深深地烙在小说人物身上，向读者传递基督教文化的原罪与忏悔，宽恕与博爱，重生与救赎等教义，在作品中探求一种终极价值和神性关怀。

关键词：基督教；精神堕落；《放逐伊甸》；原罪；救赎

施玮的《放逐伊甸》具有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作者想要表达现代人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及自我放逐最后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主人公李亚自甘堕落放纵寻死，却死而得生；赵溟躲避生活拒绝变化，却终被良知唤醒；戴航游离于生活逃避爱情，却无法放弃对爱与纯洁的渴望。他们都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但最后他们都在宗教上的感悟和灵魂的忏悔赎罪获得了重生。

“五四”时期，在反思批判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基督教文化成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拯救华夏民众重要的文化资源。“1941年老舍先生在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的演讲中，对西方有自但丁的神曲开始的‘灵的文学’的‘强有力的的传统’赞叹不已的同时，深为中国文学缺乏灵的感染力而遗憾” [1] ，他曾竭力呼唤用宗教精神开启中国“灵的文学”，渴望用一种虔诚崇高的宗教精神来注入中国文学。当时很多作家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林语堂等,在创作中都显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大力弘扬基督教的博爱、宽恕、牺牲、人道主义的精神。但鲁迅、冰心他们并没有真实的走进宗教，而只是把基督教精神作为改造国民性的一剂良药,表达对封建意识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与否定。现代中国文化基督文学的终极之思和神性之维的真正建立是在本世纪80年代末,在人们迫切地需要精神支柱以抵御“信仰危机”的寒风的历史背景下, “宗教信仰的回归” 成为人们选择精神寄托的家园。“上世纪80 年代末,诗人海子的诗歌作了重大的抒情转向,才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新确立终极之思和神性之维,中国文学终于不再只向社会历史发问,也向人类的生存境遇、人的生命尊严、人的超越需求发问”,“到了当代作家北村笔下,耶稣更是作为圣子

和救赎者身份才被正式接受,被补上了神性。” [2] 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愈加频繁、世界文化语境的融合愈加迅速，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从民族文化的自恋中走出来。他们面对日趋混乱嘈杂的都市社会，感到现代人精神的堕落。儒学文化根基的动摇和民族信仰的苍白使他们努力的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正是这时，基督教文化给在精神上东奔西突而又无法突围的中国文人提供了新的精神路径和灵性空间。作家们通过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认识到进入上帝的生命里才能真正为人类寻求到精神的信仰、灵魂的依托。我国当前圣经文学的开创者施玮就是这样的一位代表作家，她在作品中一直汲汲探求一种终极价值和神性关怀, 以此远离那些形形色色、喧嚣尘上的都市情欲，用宗教的信仰之光启示现代人堕落的心灵，指引被放逐的人类找到回归之路。

一

1999年以前的施玮还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诗人。1997年她在美国创作灵性文学代表作长篇小说《放逐伊甸》初稿时，因为对人生终极命运的发问找不到答案，曾使她一度搁笔。1999年4月17日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从宗教中获得启示，经过四年痛苦而坚韧的探索终于完成了《放逐伊甸》。在基督教文化教育和圣经文学的影响下，具有很深宗教情结的她在创作《放逐伊甸》时自然而然地给她笔下的人物注入了或强或弱的具有寓意的圣经人物身份和基督教文化精神, 并在小说中大量引用圣经文学典故, 从而使《放逐伊甸》具有了显著的宗教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理意蕴。

2008年3月12日，施玮在其博客“施玮心灵客厅”上发表了《放逐之途》，其中她这样谈到自己作品的创作构思，“整个故事都以旧约放逐故事与现代新文人（代表着世人的灵魂）的堕落过程相叠映；以旧约中辉煌的人物衬映现代人的黯淡萎琐；以旧约中神所立的伦理与道德的纯净来光照现世代的混浊。小说以李亚与戴航的爱情及赵溟与王玲的婚姻为主线，来表述那放逐与回归。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分别有各自不同的精神回归之途。赵溟的线索是罪与赎罪，对应的旧约放逐过程是从人在伊甸园犯罪被逐，到洪水与巴别塔，到神对夏甲说他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呼求声（创1-22）。戴航的回归主线是爱与纯洁，对应的旧约故事是以撒与利百加之间爱情与婚姻，以及父神在基拉耳对利百加的保护与对以撒的祝福（创24-26）。李亚的寻求主线是生与死，对应的是旧约雅各的故事，肉体所需的红豆汤与灵魂得救所需的天梯（创25，28）。这三条线连成了从神造人，人因罪而离开，到神的拯救，整个放逐与回归之途。小说对生与死、罪与良心、爱情与金钱、婚姻与伦理进行了描述、疑问、思索，并以神──万物之源的纯净之光光照。”从这个构思中，我们领略到了小说鲜明的价值批判，看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现代人灵魂及生活的堕落及自我放逐最后被宗教救赎的还乡过程。

小说写的是一群文学爱好者，首先他们是“60年代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人几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学潮运动、市场经济等等20世纪末期所有的惊心动魄的历史运动，但他们与50年代出生的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需要承负，所以他们对于时代的应变敏感与能力都要强于50年代的人，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这种时代的迅速变迁与动荡中心灵的飘浮游移与精神的失衡无依比任何年龄群体的人都要严重。其次他们是文学人，文学本来是灵性的事情，是寂寞与清寒的事情，从事这种事情需要精神的定力与心灵上的真正的爱，而他们现在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定力与爱。他们曾经作为文艺青年为文学沉迷过，呐喊过，激动。但在如今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里，他们为情所乱，为钱所束缚，精神失衡，失去灵魂导向，丧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现代社会发生的故事是与圣经旧约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相叠映的。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年龄群落的青年

们来作炼狱的挣扎者，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作者本人属于这样一个年龄群落，和主人公一样有着炼狱挣扎和精神还乡的共同的经历，一方面也是将自我救赎和还乡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年龄群体，因为经历的复杂、心灵的敏感、精神追求层面的日趋强烈等等特点，也许决定了他们最有可能在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度里成为走向上帝之路的领头羊。

所以，在作家细腻的笔触下，这群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段长长的痛苦精神漂泊之路。在经济浪潮的侵袭下，在物欲世界的围困中，这些曾经坚守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置身于金钱至上浮躁不安的社会，他们挣扎，他们盼望，他们追求，他们失落，他们痛苦，他们回归。主人公李亚自甘堕落放纵寻死，却死而得生；赵溟躲避生活拒绝变化，却终被良知唤醒；戴航游离于生活逃避爱情，却无法放弃对爱与纯洁的渴望。他们都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但最后他们都在宗教上的感悟和灵魂的忏悔赎罪获得了重生。

二

救赎与回归首先来之于对自身原罪的感悟与忏悔。

原罪说是基督教的根本性特征之一, 《旧约》中说凡人皆有“原罪”。忏悔根源于人的原罪。何为基督教中的“原罪”?“‘原罪’它意指由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最早的祖先亚当而来、每个人生而具有的罪。用神学的语言, 罪则意指背离了上帝的旨意。而且, 罪不仅仅指可见的行为, 人思想中的东西一样可以成为罪, 在《圣经》中罪的含义已经超越了伦理学的范畴, 而在较深的层次上是实存论的。《圣经·创世记》中记载, 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安置在伊甸园中, 魔鬼撒旦化作蛇形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从此, 他们便有了智慧, 但却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被上帝赶出了伊甸乐园。亚当和夏娃因为蛇的引诱而走上堕落之途, 这是人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 因而犯下了必须世代救赎的罪孽, 即为原罪, 意即原初的, 与生俱来的罪。从此, 人为了悔罪, 得到上帝的原谅和信任, 便开始了永无尽头的忏悔与赎罪的生命历程, 人只能在赎罪中获得新生。”[3] 《放逐伊甸》从一开始就描写了戴航在城市行走犹如梦回了伊甸园一样，现实的叙述中混杂了大量对伊甸园的梦幻与想象，实则是象征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来自伊甸园，却被上帝逐出，自我流放。

在小说中，一向清高自守，不肯流俗的诗人赵溟得知一起车祸事件因和朋友喝酒被他们劝阻没有及时报警相救。当事后得知在那次车祸中一个小女孩爆炸引起的大火吞噬了，这个惨剧让他一直遭受良心的谴责备受煎熬，曾经标榜自我道德完美精神高洁的他，开始无情的审视自己，剖析自己，这种审视直达灵魂深处，不断折磨着他，让他得不到半点安宁。这不是单纯的自我反省与道德完善，而是清楚知道自己背负的罪恶，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接受痛苦的自我谴责，将自己最黑暗，污秽的人性内在暴露在阳光下检阅，不断受到灵魂的拷问。通过自省，赵溟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本相并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忏悔之路，他向在车祸中失去女儿的父亲忏悔，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他帮助他，忏悔他的虚伪无情和冷漠；他向离家出走的妻子忏悔，忏悔他的胆小懦弱与自私，不再固执的坚持他生活的要求，开始体谅妻子艰辛和不易。在灵魂的煎熬中，最后他终于揭开自己这类知识分子虚伪完美人格的面纱，在不断的审视剖析与忏悔自己的原罪中，重新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解脱。

而李亚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背负的沉重的原罪。他作为一个落魄诗人一直放任自己的感情，游戏人生，花天酒地的生活，保持多个性伴侣，事实上在精神上他无限孤独痛苦的，想纯洁的爱人却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想坚守干净的精神家园却对自己堕落的现状无可奈可又极度不齿，只能通过自我麻痹来度日，内心深处背负着承重的道德精神的十字架。到了最后，李亚放下清高的姿态完全投身商海，获得了金钱和物质，但是他并没有从中感到满足，

而是陷入更大的精神的空虚和孤寂中。他便开始了自毁。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生命价值的无意思，越来越感到道德信念的迷惘，在罪恶感和羞耻感中他故意用生活糜烂去糟蹋自己，用酒精淫乱和病痛去毁坏自己的肉体进行自我惩罚。李亚在任凭自己滥用自由意志满足个人肉欲的放纵时,实际是妄图加重自身“原罪”所降临其身上的苦难，用肉体的痛苦去惩罚自己灵魂的失洁，放逐自己灵魂。

施玮谈到她的创作《放逐伊甸》时说道，“随着写作的进行，我又似乎回到了那片刚刚离开的土地与人群中，重又体会着那种生命的尴尬、失落、污秽与无奈；重又体会了那灵魂与肉体被世俗之潮、金钱之潮席卷的滋味。我无限悲哀地看着我的主人公一个个走向死亡，绝望地感受着梦与“乐园”的远离以至消失。我不能为笔下的人们及自己找到一条复乐园的路。”作品中他们面对金钱腐蚀道德迷乱的外在世界的的现状表现出的无所适从和痛苦不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施玮的心情，作为同样坚守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她面对现代社会现物欲金钱洪水猛兽般的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冲击，感到精神伊甸园的面目全非，不再是纯洁之地。于是在施玮的笔下，当代的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罪过开始了他们痛苦的灵魂漂泊之路。

早在80年代，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中就探讨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知识分子因为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而终身不安，终身忏悔。但这种原罪还是一种政治性的原罪，这种忏悔还是一种表层的忏悔。《放逐伊甸》中的原罪已经超越了政治性层面而进入到宗教性的层面。这种超越当然不只表现在小说不断地穿插圣经故事作为宗教性的提示，而且表现在小说挖掘的是人性的堕落，是欲望的沉沦，是存在的终极价值的丧失。在施玮看来,社会的罪过必须由组成这个社会的人去忏悔。人的负罪意识是拯救当代社会人性丧失、物欲横流、道德堕落的一种必然途径。当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追逐,从而导致社会大众的负罪感普遍匮乏,这也正是施玮小说显现出的对人性原罪的理解,基督教文化中特有的忏悔意识,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之中。施玮把人物放在精神的炼狱里,通过自我反省和忏悔来对人生终极一连串发问-在这个迷乱荒谬的物质时代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的最终追求？人类怎样才能得到精神的救赎?人类的出路在哪里？这种过程就是人类灵魂自我认识与发现的过程，人类通过自身罪恶而遭受深重的苦难，然后去顿悟出人生的真谛，获得灵魂的洗礼与拯救。有罪才有罚，才有苦，才有赎罪的欲望，由对永生的向往和对不朽的最求，只有摒弃现世罪恶，笃信基督信仰由得救的希望。拷问灵魂的终极之思最终还得回到作家的精神资源去寻找答案。